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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半月談第14期_半月談2018第14期文章匯總
    http://www.iranairiatravel.com/       2019-01-04      來源:半月談網
    【字體: 】              

      點此下載半月談2018年第14期精選文章匯總(打印版)


      《半月談》是黨政機關公務員必備的閱讀學習刊物之一,也是考公務員申論備考非常好的資料。


      下面是網頁閱讀版:

     

      半月評論


      1  在基層一線錘煉年輕干部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29日召開會議,審議《關于適應新時代要求大力發現培養選拔優秀年輕干部的意見》。隨后召開的全國組織工作會議對這項重大戰略任務提出明確要求。


      “為政之要,惟在得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朝著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邁進,關鍵在黨,關鍵在人,關鍵在建設一支高素質專業化干部隊伍,歸根到底在于培養選拔一批又一批優秀年輕干部接續奮斗。


      黨的十八大以來,各級黨委堅決落實新時期好干部標準,破除唯年齡偏向,改進后備干部工作,優化干部成長路徑,推動落實常態化配備目標,年輕干部工作取得顯著成效。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來,年輕干部工作有了新內涵和新使命。這就要求各級黨委切實增強責任感和緊迫感,以更長遠的眼光、更有效的舉措,及早發現、及時培養、源源不斷選拔使用適應新時代要求的優秀年輕干部,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輸送新鮮血液,注入新的生機活力。


      作為當前年輕干部的主體,“80后”“90后”有優勢也有劣勢。一方面,他們生長在經濟飛速發展的“黃金年代”,接受過良好教育,知識豐富、視野開闊、思維敏捷,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強;另一方面,不少年輕干部出了“家門”進“校門”,畢業后又直接進“機關門”,對基層情況體認不足,缺少在基層服務群眾、解決棘手問題的經驗。


      “玉不琢,不成器。”對有培養潛力的年輕干部苗子來說,只有在基層一線的復雜實踐中經受千錘百煉,才能成長為忠實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符合新時期好干部標準的“接班人”。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鄉村振興、脫貧攻堅、環境治理、信訪維穩等難點焦點問題最直接,矛盾最尖銳,利益博弈最激烈,所以基層一線成為“大熔爐”和“賽馬場”。年輕干部如果不投身到火熱的基層實踐中來,就無法真正認識到國情的復雜性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艱巨性。


      “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將必發于卒伍。”年輕干部有了豐富的基層經歷,才能更好樹立群眾觀點,踐行群眾路線;才能深刻認識國情,知道人民需要什么;才能在實踐中不斷積累各方面經驗和專業知識,增強工作能力和才干。


      近年來,公務員考試越來越重視基層工作經歷,尤其注重向大學生村官、西部計劃志愿者、“三支一扶”計劃和特崗教師等服務基層項目人員傾斜。各地組織部門加大直接選調大學生到基層或偏遠地區工作的力度,大批年輕干部被送到脫貧攻堅“主戰場”。年輕干部自覺向實踐學習、拜人民為師的意識越來越強烈,氛圍也越來越濃厚。


      但不容忽視的是,年輕干部不愿到基層,或者身在基層心不穩、不愿留等情況依然比較突出。少數人到基層工作動機不純,抱著“鍍金”的心態混經歷,“身在曹營心在漢”,心思沒放在基層工作上。之所以出現這些情況,除了條件苦、工作累、擔子重、責任大等直接困難以外,一些思想觀念上和體制機制上的障礙因素也是基層引不來、留不住年輕干部的重要原因,必須下大力氣掃除。


      打破論資排輩的“潛規則”。在基層干部選任工作中,不看能力排資歷、不比業績論年頭的現象依然存在。這種操作辦法固然有其合理因素,但也打擊了年輕干部的工作積極性,導致干部隊伍里“熬”的心態盛行。必須解放思想,沖破固有觀念束縛,對有潛力的優秀苗子,既要遵循干部成長規律,又要不拘一格大膽使用。


      選人用人切實注重基層導向。“在群眾身邊,不如在領導身邊”“讓群眾滿意,不如讓領導滿意”……不可否認,這些錯誤的思想觀念在年輕干部群體中仍有市場。要糾正這種認識上的偏差,就得切實在選人用人方面注重基層導向,將注重在基層一線和困難艱苦的地方培養、鍛煉、選任年輕干部落到實處,重獎那些老老實實扎根基層、兢兢業業干出實績的年輕干部,不讓老實人和有擔當的人吃虧。


      建立保護基層年輕干部的容錯機制。年輕干部的優點是有沖勁,有闖勁,干起工作來風風火火;缺點是實踐經驗不足,處理問題缺少耐心和韌性,容易犯急躁冒進的錯誤。對身處基層的年輕干部,要做到嚴管和厚愛相結合。一方面,要教育引導年輕干部強化自我修煉,正心明道,防微杜漸,做到有原則、有底線、有規矩。另一方面,要構建科學的容錯機制,既鼓勵創新、表揚先進,也允許試錯、寬容失敗,最大限度調動年輕干部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


      半月講解


      2  半年經濟數據透露哪些信號?


      國家統計局最新發布的數據顯示,初步核算,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418961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6.8%。這一成績的取得實屬不易,中國經濟這艘巨輪依舊以其堅毅的姿態,保持著平穩的航行破浪向前。


      總體平穩,穩中向好態勢依舊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我國經濟一季度同比增長6.8%,二季度增長6.7%,連續12個季度保持在6.7%至6.9%的區間。從中可窺見中國經濟的平穩態勢。


      “今年上半年,經濟運行穩中向好的態勢在持續發展,經濟邁向高質量發展的態勢良好。”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毛盛勇認為,這一成績的取得是在當前外部環境不確定性增多、國內結構調整、轉型升級扎實推進的大背景下實現的,應該說成績來之不易。


      成績的取得與多方面的一致努力有密不可分的關系。今年以來,一系列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政策措施效用持續發揮,減稅降負等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政策力度加大,經濟運行呈現出增長平穩、就業擴大、通脹溫和、國際收支改善的良好格局。


      總體來看,上半年國民經濟延續總體平穩、穩中向好的發展態勢,支撐經濟邁向高質量發展的有利條件積累增多,為實現全年經濟社會主要發展目標打下良好基礎。


      毛盛勇提醒,也要看到外部環境不確定性增多,國內結構調整正處于攻關期。要保持戰略定力,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持續擴大有效需求,積極應對外部挑戰,防范化解風險隱患,引導穩定社會預期,確保經濟平穩健康運行。


      結構持續優化,培育新動能


      經濟結構繼續優化,是上半年中國經濟的一大看點。新舊動能轉換加快推進,一批有潛力、高附加值的新動能企業快速崛起,高質量發展而非單純追求數量成為眾望所歸。


      從產業結構看,上半年第三產業增加值增速比第二產業快1.5個百分點;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54.3%,比上年同期提高0.3個百分點;從需求結構看,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78.5%,高于資本形成總額47.1個百分點。


      國家統計局服務業司司長許劍毅認為,隨著“放管服”改革不斷深化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效顯現,服務需求將進一步增強,服務業發展將保持平穩較快發展態勢。


      全面深化改革、繼續擴大對外開放、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是黨的十九大做出的重要決策部署。作為印證,1月至6月全國稅收收入同比增長14.4%,延續去年以來的較快增長勢頭;非稅收入同比下降10.8%,延續去年5月份以來的下降態勢。在調優結構、轉型升級、創新驅動、化解風險等方面持續發力,有力地促進了新經濟、新業態、新產業的增長,經濟結構優化對保增長的貢獻日益凸顯。


      “我們希望以智能技術為切入點,助推中國航空業彎道超車。”一飛智控(天津)科技有限公司創始人齊俊桐說。上半年,坐落在天津開發區的一飛智控再獲1億元融資。它曾在國內率先提出為無人機造“大腦”的概念,在智能無人機市場占據相當份額。


      一飛智控只是天津開發區上半年培育發展新動能的縮影。該區相關負責人透露,上半年,天津開發區結構調整邁出新步伐,裝備制造、生物醫藥、現代石化、汽車制造四個行業實現較快增長,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增長15.4%。高新技術企業、新經濟、共享經濟、平臺經濟等領域增長態勢明顯好于傳統領域,新舊動能轉換漸入佳境。


      上半年,分揀機器人、無人機配售、面部識別支付等新技術逐步嶄露頭角,“互聯網+”與各行業各領域深入融合,網絡購物、平臺經濟等新業態高速增長,直播教學、遠程醫療等新模式悄然興起,為我國經濟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中國經濟保持中高速,邁向中高端,質量效益提升,企業、行業、區域版圖分化與重塑,轉向高質量發展的特征愈發明顯。”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王昌林指出。


      騰挪空間大,顯現十足韌勁


      中國經濟連續兩個季度實現良好表現,專家們認為,中國經濟體量大、有韌勁,回旋余地大的特征體現得淋漓盡致。


      國家統計局工業司司長文兼武表示,今年以來,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入推進,工業生產穩中向好、結構優化、效益改善,支撐工業經濟穩中向好的有利因素不斷增多。


      作為傳統工業城市,濟南市通過加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力度和深入推進產業結構調整,“產業之臉”正悄然轉變。


      “目前,濟南已初步形成了服務經濟主體帶動、高新技術產業和先進制造業強力支撐、現代都市農業加快發展的現代產業體系。”濟南市發改委黨組書記、主任張曰良說。如今,濟南現代服務業占服務業總產值比重達58%,形成了服務經濟為主導的產業結構。同時,傳統制造業融入智能制造與高端裝備發展的大潮中,依然挺立潮頭。


      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仍是支撐經濟的重要法寶。繼我國明確在7月1日起相當幅度降低汽車進口關稅和進一步降低日用消費品進口關稅后,6月13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再次聚焦“擴大進口”,部署一系列促進調結構惠民生和外貿平衡發展的措施。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生認為,在穩定出口的同時進一步擴大進口,有利于助推國內相關產業轉型升級,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吸引消費回流,為經濟發展注入動力。


      盡管中國經濟韌勁十足,但不能回避的是,我國外部不確定性、不平衡性、不穩定性有所增加,個別國家貿易保護主義做法,使貿易全球化蒙上一層陰影,也會波及我國。但我們有信心克服貿易摩擦沖擊,當好經濟全球化堅定的維護者。


      國際市場對我國經濟發展的信心也在增強。近期,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亞洲開發銀行將我國2018年經濟增速預測分別上調0.1個、0.2個百分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聯合國維持2018年我國經濟增速預測不變。


      國際貿易學會中美歐戰略經濟研究中心共同主席李永認為,我國消費增長空間還很大,要繼續做好內需這篇大文章。同時要從改善投資環境入手,為實體經濟的民營企業創造穩定、可預期的投資環境,增強民營企業的投資信心,為全年穩定增長注入新的動力。半月調查


      3  “數字沖動”砸出偽創新  只能看不能用的專利


      “不管企業發展是否需要,都要想盡辦法比拼專利比論文,能否產業化根本不重要”“項目評審走形式”……半月談記者在國內高新技術企業采訪時,一些民營企業家和高校學者對當前一些企業的偽創新現象表達了不滿。


      弱專利、假需求:部分企業熱衷偽創新


      近期國家高新技術企業常林集團因涉嫌項目空轉、科研造假備受輿論關注。半月談記者調查發現,近年來,一些企業披著高科技和創新的外衣、行欺騙之實的偽創新亂象屢禁不止。


      “說實話,我們企業95%以上的專利就是一紙空文,根本無法產業化。”一位國家高新技術企業、知名藥企負責人說。企業每年都要花費大量人力財力,請“寫手”代寫及購買專利。但這種往往是缺少技術含金量的弱專利,質量很低。


      半月談記者聯系了該企業推薦的一家專利代理機構,以購買專利為由進行咨詢,對方坦言,購買一項發明專利約需2萬元,但不保證能產業化,“用來充數量沒問題,手續都齊全”。該業務人員還透露,其公司平臺上交易的專利,七成都無法產業化。


      一位新興產業集聚基地負責人對此亦有同感。他調研發現,一些小微企業研發專職人員只有兩三人,卻是專利大戶,辦公室掛滿了各類證書,產品品類更極其豐富。正是因為深諳“創新”之道,有的將一項技術發明放在10個不同應用場景,分開申報,便有了十個專利,有的就是砸錢買,“連專利名稱內容都說不清楚,純屬形象工程”。


      該負責人還反映,有的企業干脆“拿來主義”,直接將他人產品貼上自己的品牌,被業內戲稱為“貼牌式創新”,這一現象在無人機、機器人等領域表現尤甚。


      “不僅以弱專利偽裝技術進步,還善于造假、夸大市場需求與訂單量來造勢。”剛在一場科技企業路演活動擔任評審的專家分析,一些互聯網領域創新不去安心根植于核心技術,而是熱衷于過度炒作假需求來玩資本游戲。


      “數字沖動”擾亂創新秩序


      接受采訪的企業家們及高校學者坦言,近幾年專利申請、創新項目申報中反映出的“數字沖動”有愈演愈烈的趨勢,導致一批所謂核心技術與創新成果只能看不能用,更不能產業化,干擾了創新秩序,損害了創新氛圍。


      “缺少原始創新、重大創新,不愿意坐冷板凳下硬功夫,而是一心想掙快錢,搞快餐式創新。”在專家們看來,這股歪風背后,企業一方面想壘高創新的“數字成績”,套取國家創新政策資金,一方面利用重視創新的社會心態,包裝自己吸引更大市場投資及訂單。


      上述藥企負責人舉例說,比如說國家高新技術企業認定及復審時,都明確要求申報企業具有一定數量的發明專利、實用新型專利或軟件著作權等。但由于審核形式以紙質申報材料為主,缺少實地實物的多方校驗,一些創新投機行為得以蒙混過關。“甚至滋生了中介產業鏈,憑借特殊的溝通渠道,幫助偽創新通過審查。”


      一位剛從知名高校離職的創業者吐槽,近日正忙著幫一位建筑商朋友寫專利,對方不關心寫啥,就是需要專利“傍身”來申報項目。“于是我絞盡腦汁,將研究的人工智能、新材料方向與建筑行業相結合,在辦公室憋了兩個。”他說,只要文本寫得好,專利一般跑不了。


      剔除虛火,嚴懲造假


      偽創新不僅僅擠占大量政策補貼名額,更挫傷真正埋頭苦干的創新者,也影響了決策部門對科技進步的客觀認知,拖累了我國創新腳步,降低全社會的創新水平和質量。


      “可怕的是,企業在數字沖動、利益驅使下知假造假,并相互攀比。一些政策與評審漏洞又讓偽創新怪圈得以運轉,必須盡快扭轉這一局面。”受訪者深感憂慮。


      專家表示,首先要從源頭上提高專利含金量,將創新的數量優勢轉化成質量優勢。一方面強化專利評價質量導向,完善專利統計發布制度,并加大對地方專利質量的考核與監督;另一方面針對當前地方獎勵專利申請者的做法,建議做好甄別,避免專利申請通過便束之高閣的現象。


      企業家認為,在支持創新項目時,亟待建立科學評判的遴選機制,避免“走過場”“拍腦袋”,如加大對項目資金中研發費用支出的審查,增加對產品的實地實景驗收等。


      對于貼牌式創新的造假行為,受訪者認為應該出臺懲罰舉措,將涉事企業納入創新政策申報、高新技術企業復審的黑名單,限制其獲取創新資金支持等。


      半月世界


      4  “金磚”與“絲路”攜手,照亮共同發展之路


      7月25日至27日,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十次會晤在南非約翰內斯堡舉行,會晤備受世界媒體關注。南非駐華大使多拉娜·姆西曼曾指出,金磚國家合作機制與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建設相輔相成,“一帶一路”倡議將為沿線國家發展注入新活力,更有力地促進金磚國家間的合作與發展。


      事實上,金磚國家合作機制與“一帶一路”倡議確實存在著廣泛的相通之處,有很好的協同發展空間。二者都以發展為導向,以各國間協調合作為支撐,二者的共同理念為協同發展提供了可能性,它們同步推進、相互支撐,共同推動全球經濟治理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理念相通,一脈相承


      “金磚”與“絲路”的相通首先體現在二者理念相通,一脈相承。


      金磚國家合作機制與“一帶一路”倡議都是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發展中國家發起的合作倡議,二者都追求建立新型國際關系和平等伙伴關系,秉持互利共贏原則,通過經濟合作謀求共同發展。其中,金磚國家合作機制秉持“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的合作精神,堅持“開放透明、團結互助、深化合作、共謀發展”的原則。“一帶一路”倡議發揚“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絲路精神”,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


      金磚國家合作機制與“一帶一路”倡議都倡導發展戰略的對接。習近平主席在主持2017年金磚國家領導人第九次會晤時強調,金磚國家要致力于發展戰略對接。他說:“我們五國雖然國情不同,但處在相近發展階段,具有相同發展目標,都已進入經濟爬坡過坎的時期。加強發展戰略對接,發揮各自在資源、市場、勞動力等方面比較優勢,將激發我們五國增長潛力和30億人民創造力,開辟出巨大發展空間。”金磚國家在相互發展戰略對接的基礎上,可以利用各自的優勢去同“一帶一路”沿線的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戰略相對接,通過“一帶一路”所倡導的“五通”建立合理而穩固的經濟合作基礎。


      成員范圍日趨接近


      “金磚”與“絲路”的相通還體現在其成員覆蓋范圍有所重疊,而且日趨接近。


      金磚國家合作機制的主要成員是各區域主要新興經濟大國,是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代表。金磚國家合作機制具有包容性,并不僅僅局限于目前五國的對話與合作。“金磚+”將拓展與所有發展中國家的合作,比如印度尼西亞、土耳其和埃及等更多“一帶一路”的沿線主要新興經濟體也可能會被納入其中。


      “一帶一路”作為一個面向全球發展伙伴的經濟合作倡議,也是一個包容性的倡議。特別是今年1月,中拉論壇第二屆部長級會議通過了《“一帶一路”特別聲明》等成果文件。拉美被確定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自然延伸,這意味著目前金磚五國所在的各大區域都已經被涵蓋在“一帶一路”范圍之內。


      合作促發展,功能趨同


      “金磚”與“絲路”的相通更體現在二者功能趨同,都旨在通過經濟合作促進共同發展。


      金磚國家之間的戰略對接,將有力推動金磚國家內部形成貿易投資大市場、貨幣金融大流通、基礎設施大聯通和人文大交流的局面,從而為金磚國家合作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打造金磚合作的下一個“金色十年”。


      金磚國家合作機制與“一帶一路”倡議的對接,將為實現上述目標提供更有力的動力。在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方面,以中國的資金和技術實力為支撐,以金磚國家作為支點率先開展設施聯通,將廣大“一帶一路”沿線地區串連起來,帶動沿線國家經濟發展,形成更大規模的南南合作。在貿易方面,金磚合作機制與“一帶一路”倡議作為全球經濟最具活力的合作機制,在提升相互間的貿易暢通水平方面將互為動力。在金融方面,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都將成為向相關國家投資的主要來源渠道。習近平主席在去年5月“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上演講時還提出,中國將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等其他多邊開發機構合作支持“一帶一路”項目,同有關各方共同制定“一帶一路”融資指導原則。“一帶一路”作為相對靈活和多層次的合作形式,將極大豐富金磚國家之間的合作,使之從單一的政治高層會晤發展為政治、經濟、文化等全方位多層次的交流。


      可以見得,“金磚”與“絲路”攜手,不僅有利于金磚國家合作機制本身的發展壯大,也有利于實現“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共同發展。


      基層治理現代化


      5  大數據進村,縣級審批“村里辦”——河南鄧州創新農村治理體系


      隨著村級管理權限的縮減,農民與村級組織間互動性大大減弱,近年來出現了鄉村“懸空”“兩不找”等問題。對此,河南鄧州建立起“農村大數據”,賦予村級組織縣一級的辦事權,有效提升了基層治理能力。


      縣級辦事權下放村組織


      鄧州市穰東鎮穰西社區居民巴光奇,在深圳打工20多年,回到村里第二天就直接跑到鄧州市辦退休手續,轉了一大圈才發現在村部就能辦理。“真沒想到在村里還真能辦了事。”巴光奇說。


      由于村一級組織缺少辦事審批權,隨著農業稅的取消,近年農民與村組織之間的互動越來越少,鄉村“懸空”問題突出,村民有事不找村部,村干部說話也“不好使”。


      為解決這一問題,2016年起鄧州探索下放辦事權改革,將過去市直單位的審批權力下放到村一級組織,賦予村級縣級的辦事權,讓群眾有事找村里,辦事不出村。鄧州市委組織部電教科科長董中波介紹,全市每個鄉村都設立一個信息服務站,配備一名專職信息員,信息服務站與全市行政單位聯網,群眾需辦理的醫保、老年證、工商執照等服務,不需要去市直部門,直接在村信息服務站掃描相關證件,即可錄入系統,全程網絡化辦理,各個辦結點以短信形式實時反饋給群眾,群眾只需在證照辦結后領取即可。


      據了解,目前鄧州市686個政務事項可在網上辦理,從2016年7月以來,全市已通過網絡受理群眾辦事申請210690件,辦結132683件,實現了群眾“辦事不出村”。


      整合信息搭建基層治理新平臺


      鄧州市委書記吳剛說,鄧州賦予村級縣一級辦事權的前提,是要建立起一個覆蓋各個行政職能部門信息資源的“農村大數據”網絡,通過這一數據平臺,實現信息采集、業務審批辦理、信息反饋的網絡化服務,“信息多跑路、群眾少跑腿”。


      據了解,從2016年起,鄧州市開始對分散在各個行政部門的、涉及群眾生產生活的各項行政信息資源進行整合。對全市626個村(社區)、6125個網格進行人口數據采集,分9大類108個子項,全市共采集人口數據174萬多條、各類社會組織信息2252條、社會部件信息21.6萬條,實現了市、鄉、村三級聯網。


      “通過信息資源的整合以及各鄉村信息站的硬件聯網對接,實現了全市公安、計生、工商等各職能部門的政務信息聯網互通,村民只需要在村里通過信息站提交信息到政務系統,就可以實現網上全流程審批辦事,不再需要群眾四處跑腿。”鄧州市委組織部副部長張有印說。目前,不僅鄧州市內的600多項政務事項可網上辦理,還有300多項政務事項實現與河南省政務服務平臺對接,為群眾在基層辦事提供了條件。


      “農村大數據系統的建立,不僅為基層治理創新搭建了平臺,也成為未來為群眾提供經濟發展、生活服務的重要載體。”吳剛說。今年7月,鄧州升學報名系統接入平臺后,全市所有中小學入學報名、招生都在平臺上陽光進行,解決了入學難、“走后門”等老大難問題。根據規劃,未來鄧州市還將利用這一大數據系統,提供農產品銷售、醫療救助等各項服務,農村大數據系統將成為嵌入群眾生產生活的新平臺,政府開展基層治理的新渠道。


      夯實基層堡壘拉近干群關系


      半月談記者采訪發現,鄧州的基層治理新模式,拉近了干群關系,夯實了基層堡壘。


      鄧州市湍河街道姚巷社區的網格長史良干了10多年的村干部。他說,以前群眾總說,你們村干部找我們不是收錢就是開會。現在他們有點啥想法都愛找我商量商量,問我中不中。


      據了解,為了進一步加強基層干部與群眾的密切聯系,鄧州市將網格作為村組織的延伸,成為基層治理新單元,把全市劃分6125個網格,所有網格設有黨小組、理事組,每個網格確定一名網格長,18個市直執法服務部門機關人員下沉網格兼職工作人員。


      通過細化基層組織網絡,賦予基層辦事權,不僅激發了干部的責任意識和干事創業激情,也拉近了干群關系,基層組織更有能力吸引帶動群眾謀發展,鄉村發展獲得了新動能。


      吳剛說,目前改革中還存在行政力量推動為主,內生動力未完全激發,縣直單位對權力下放還存在抵觸情緒等問題,改革還面臨著考驗,但賦予村級縣一級的辦事權,把群眾的根扎回到農村,是將基層黨建、為民服務、社會治理融合推進的重要舉措,鄧州還將堅持探索創新,確保社會治理達到真正的有效治理。


      教育改革進行時


      6  薄弱校補強,“擇校熱”降溫


      近年來,江蘇省南京市通過集團化辦學、S型均衡分班、分層教學等方式,大力推進義務教育階段學校校際之間和校內的教育資源均衡分配,“擇校(班)熱”大幅降溫,每一個孩子都有望享受到平等且優質的教育資源。


      教育均衡發展,從教育資源均衡始


      “5年前,只有不到40名學區生愿意報我們小學。現如今,報名的學區生近150人。”南京市秦淮區雙塘小學校長闕俊說,以前由于辦學質量不高,學區內很多家長都選擇到外區擇校。


      2013年,南京市傳統名校游府西街小學對雙塘小學進行一體化托管,派出兩位副校長到雙塘小學擔任校長和書記。


      據南京市教育局副局長張利明介紹,此類一體化、聯盟化辦學模式目前在南京市各區已經普遍推廣。通過校級領導骨干教師交流、聯片學科教研、名師深度指導等措施,許多薄弱中小學教學質量快速提升。


      和小學相比,初中階段優質教育資源分配不均更容易導致“擇校熱”。為此,2015年9月南京市啟動“新優質初中”創建工程,選擇了46所全市最薄弱初中進行幫扶。


      與其他地方“輸血”式補強薄弱學校的老路子不同,南京探索建立了區域“以學定教、有效教學”的新模式。從關注“優分人數”向關注合格率、低分率、均分轉變,重點提升學生學習積極性和老師教學有效性,變“輸血”為“造血”。


      2015年11月,南京市棲霞區、江寧區與浦口區成立新優質初中共同體,區內16所學校聯合出卷,設定適合薄弱初中學生情況的考試難度,并專門配套習題冊。學生們的學習信心、積極性以及老師課堂教學的針對性、有效性均得到明顯提高。在2016年度南京市新優質初中考核評比中,16所學校全部獲獎,其中一等獎獲獎率高達80%。


      隨機抽簽均衡分班,徹底消除“快慢班”


      為消除快慢班,南京市要求從2017年秋季新學期開始,所有義務教育階段學校起始年級,不論公辦民辦,一律均衡分班。


      “分班沒有固定模式,各學校可以根據實際,考慮生源結構、性別構成、教師配置、班額等因素均衡分班。”據南京市教育局局長孫百軍介紹,在具體分班操作上,各區大都采用了電腦搖號或隨機抽簽的方式。


      南師大附中新城初中(以下簡稱新城初中)自2005年建校起就一直推行均衡分班,校長韓暉告訴半月談記者,學校在分班時根據編班考試成績進行S型分班。“比如說有四個班,1、2、3、4名在一、二、三、四班,5、6、7、8名倒過來在四、三、二、一班。以此類推,保證各班入學時,整體水平大致相當。”


      新城初中副校長程瑤介紹,不僅學生均衡分班,任課老師也均衡分配。“我們會綜合考慮每個班老師的性別、年齡、經驗等因素,力爭均衡配備師資。”


      南京市第一中學初中部校長孔北京認為,均衡分班既打破了以往分快慢班時教師的身份差別,調動了更多教職工的工作積極性;也有利于不同類型、各有所長的學生在一個班級相互促進、共同進步。


      “均衡分班還可以抑制部分家長給孩子上課外輔導班的沖動。”孫百軍說,以前因為有快慢班,不少培訓機構就打著學校的幌子搞各類培訓測試。“后續我們將加強對各學校均衡分班的監督,堅決消除各類快慢班。”


      AB班分層教學,不同能力學生各取所需


      針對部分家長擔心的均衡分班后有些學生“吃不飽”的問題,南京在實踐中探索出了靈活的跑班制、AB班制度,實施分層教學。即學生雖有行政概念上的班和班主任,但可以根據自身情況選擇不同難度、不同教學進度的班去上特定的課程。


      “每個班都會出現90分學生和不及格的學生同在一個班級的情況。怎樣讓老師在課堂上設定更合適的目標,讓每個孩子都能夠有所收獲,這個問題必須解決。”韓暉說。


      2010年之后,新城初中在數學、外語這兩門學生之間可能造成差異最大的學科上,探索AB班分層教學。


      為避免分層教學走向另類快慢班的老路,新城初中摸索出了靈活的跑班制。“我們的分層教學是相鄰的兩個班級捆綁為一組,在數學和外語兩門課上按照學科來跑班,學習能力較強的學生到A班上課,其余人在相鄰的B班上課。”程瑤說。


      隨著均衡分班與分層教學制度的完善,新城初中得到越來越多家長的認可與青睞。“孩子在這里上學既沒有快慢班的壓力,還能根據自己學習能力跑班,大家各取所需,我覺得這種教學模式非常好。”新城初中學生家長胡泠說。


      7  不看學識看面孔,“金牌外教”無資質?


      暑假期間,各類教育培訓機構生意火爆,一些打著外教旗號的培訓班更廣受家長歡迎。半月談記者調查發現,在家長追捧之下,一些活躍在培訓市場上的外教并不具備相關從業資格證件和經驗,甚至有從業者表示“只要有張外國人的臉就行”。


      火爆需求讓外教供不應求


      時下,英語培訓機構遍地開花,不少學習班打出“金牌外教真人授課”“英美外教一對一輔導”的廣告,而與普通的學習班相比,有“洋老師”的課程學費往往比中教翻倍。半月談記者走訪多家外語培訓機構后發現,中教每小時學費一般為50元到100元,而外教課每小時至少150元起。業內人士透露,有些外教輔導班還“看人下菜碟”,對有經濟實力的學員收費會達到每小時二三百元以上。


      價格貴也就算了,有家長反映說,花高價買外教教學也不一定就能學到地道的英語。譚女士是重慶一所高校的研究員,丈夫在銀行工作,夫妻倆對英語都特別重視,去年他們花費一萬多元在一家外語培訓機構給6歲的兒子報了幼兒英語外教班。“報名時培訓機構保證外教是純正英美腔,但我陪孩子聽了兩節課,發現外教講課耐心不足、條理性較差,口音也有點別扭。”譚女士說,她懷疑外教沒有相應資質,幾次提出要看這位外教的資格證,但都被培訓機構以種種理由婉拒了。


      近年來,全民“外語熱”溫度依舊,更加注重交流的外語口語和聽力教學也越來越受歡迎,國際化的教育理念在城市家庭漸入人心。一所外國語學校英語教師說,外教的語音語調比較純正,詞匯量大、遣詞造句更為熟練,而且文化背景決定其相關知識儲備也更豐富,自然受到普遍歡迎。無論是學校、幼兒園還是教育培訓機構,外教幾乎成為語言教學的標配。


      外教成為教育行業最為稀缺的人才資源之一,但具有外教資格、擁有工作簽證的合法外教數量稀缺,遠遠不能滿足行業需求。統計顯示,2017年中國從事教育行業的外國人已達40余萬,但按照目前的政策標準,合法外教數量僅占三分之一,“洋老師”明顯供不應求。


      “洋面孔”變身“金牌外教”


      按照規定,受聘于中國境內教育機構工作的外籍教師,除了身體健康、無犯罪記錄外,必須具有大學學士以上學位和2年以上相關工作經歷、或具有國際認可的專業教師資格證書,并在省級人社部門取得外國專家證和由省出入境管理部門頒發的外國人員就業證,才有資質任教。


      政策嚴格加上“洋老師”供不應求,滋生了行業內龐大的“黑外教”群體。使用旅游簽、訪問簽,或者使用工作簽證卻故意隱瞞外教職業以規避教育工作經歷、教育相關證書檢查,或雇用在華留學生進行外語教學等,都屬于“黑外教”范疇。


      半月談記者在一家網站的北京主頁上搜索“留學生家教”一項,可以找到150余條留學生外教信息,在一些社交網站上也能便捷地找到留學生家教的身影。“事實上,留學生在校外從事外語教學是不被允許的,作為學生,他們也不可能取得外國專家證。”重慶市外國專家局的工作人員表示,雇用留學生家教實際上屬于違法聘用。


      半月談記者在多地走訪發現,不少教育培訓機構和民辦幼兒園聘用的外教沒有工作簽證,有的聘用在華留學生做“臨時工”,甚至有來自東歐、拉美等母語非英語的外國人擔任英文外教。


      一位外教招聘機構工作人員告訴半月談記者,大量培訓機構急需外教,甚至希望外教下周就能來上崗。聘用合法外教,從發布招聘、簽約到辦理完各項手續來華工作,至少需要4個月的時間。如果通過非正常就業渠道聘請外國人,就可以省去申請、管理、年檢等諸多中間環節,大幅度減少經濟支出和時間成本。


      該業內人士透露,即使是沒有任何教學資質的外國人,培訓機構也可以編造學歷和教學經歷,給他們扣上“金牌外教”等諸多響亮的頭銜。“不管怎么吹,反正家長也很難核實,這也導致一些學校聘請外籍教師時往往不看學識、資質而是看長相,只要擁有一張看起來像歐美人的洋面孔,這個外教就‘合格’了一半。”


      加強監管,完善外籍專家就業平臺


      “我就是想著孩子跟外教學習,以后說一口流利純正的英語,也能培養一下孩子的國際視野、了解多元文化。”談到自己請外教給女兒上課的初衷,江蘇鎮江市民孫女士說出了很多家長的心聲。


      有教育專家表示,目前一些家長對于國際化教育的認識存在一些誤區,如中教不如外教,中教教不好英語……還有的家長認為教育機構能聘請外籍教師是有實力和教學水平高的表現。


      一些教育培訓機構也從中看到了商機,紛紛把外教作為招攬生源的“利器”。“有的教育機構對外教已到了饑不擇食的地步,明知對方沒有資質,不具備教學能力,卻只看重其洋人面孔,他們要的不是有實力的外教,而是裝點門面的外國人。”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說,這也是利用了家長對外教的追捧心理,但這種外教不僅使教學效果大打折扣,甚至還可能對孩子產生負面影響。


      今年6月,江蘇淮安對轄區內部分語言類培訓機構進行突擊檢查,現場查出5名涉嫌非法就業外國人。“這些培訓機構不少都是通過互聯網聯系外省甚至國外的所謂中介公司、中間人居中介紹,對入境的外國人身份背景、品行經歷等等根本無從了解,也無法保障。”淮安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隊支隊長王苗苗說,這些培訓機構的服務對象絕大多數是未成年人,其中不乏沒有辨識力和自我保護能力的少兒、幼兒,這給孩子安全帶來一定隱患。


      教育專家呼吁,相關部門應當加強外籍專家就業平臺建設,一方面為擁有專業技能的外籍人才創造便利條件,更好滿足外語培訓等行業的巨大需求;另一方面也要對非法就業行為加強檢查和處罰,讓非法雇用“黑外教”的教育機構無所遁形。


      時政·財經


      8  超千家上市公司炒房近萬億,精細圍堵公司投機炒房


      審計署近期發布的報告,直指上市公司炒房囤房亂象。業內認為,公司炒房加劇房地產供需失衡,已成刺激房價的重要推手。專家呼吁,房地產調控應對投機進行“精細圍堵”,對企業和上市公司炒房囤房加強監管。


      各類公司扎推買房的趨勢明顯


      審計署近日發布2017年工作報告顯示,多家金融機構和企業涉及房地產資產閑置。據wind數據顯示,截至6月26日,A股3582家上市公司中,共有1656家上市公司持有投資性房地產,占比46.23%,合計持有市值9904.66億元,同比增長近兩成。


      房產閑置等待升值套現,已成為近年來一些上市公司增加利潤的做法。2016年至2017年,多家公司選擇出售房產增厚業績。江蘇日盈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董秘陸鵬說,上市公司購買和持有投資性房地產的現象確實比較普遍。


      上市公司炒房只是公司炒房的冰山一角,非上市公司炒房規模遠比上市公司龐大。“房地產升值快,而企業并購或其他財務投資渠道又比較狹窄,投資房地產是資產升值的一個好渠道,特別是當公司主營業務處在瓶頸期或利潤下滑比較明顯時。”陸鵬說。


      近段時間以來,隨著部分城市房地產市場日趨火熱,各類公司扎推買房趨勢更加明顯。以上海為例,備受關注的老牌豪宅翠湖天地4月10日開盤推出118套房源,根據上海公證網公布的信息,一共有385組客戶參與上述樓盤搖號,其名單中的公司客戶達214組,占比55.6%,超過了總認購數量的一半多。


      深圳中原地產數據顯示,深圳房地產市場的大宗交易已從2015年成交約122宗、金額306億元,迅速增長到2017年成交183宗、金額約514億元,而萬科深南道、中糧天悅壹號等公寓產品,都有過整體或部分打包出售給公司的情況。


      公司炒房加劇供需失衡,成刺激房價重要推手


      部分業內人士認為,公司炒房加劇樓市緊張的供求關系,部分參與炒房的大企業已成為房價上漲的重要推手。


      目前不少城市的新房二手房存在價格的“剪刀差”,這也是企業熱衷短期炒房獲利的一個原因。


      公司炒房行為不僅擠占了剛需族的購房空間,更成為房價飆漲的一大推手。“的確有部分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或者私人企業,因老板個人沒有買房資格,就利用企業來買房或炒房。隨著房價不斷高漲,房地產市場持續火熱,公司炒房會造成市場需求在短期內大漲,需要及時補上政策漏洞。”住建部住房政策專家委員會副主任顧云昌表示。


      中原地產首席分析師張大偉認為,以企業名義購買商品住房是普遍現象,這是躲避限購的一個通用辦法,在搖號限售的城市,企業購房比例持續增加。


      美聯物業研究中心總監何倩茹認為,有部分人通過公司購房突破了限購束縛,在短時間內利用政策漏洞賺取差價,給社會帶來不良影響。


      “雖然上市公司適當持有投資性房地產無可厚非,但如果非房地產開發企業大比例持有投資性房地產就需要各方關注。”廈門大學管理學院教授戴亦一認為,首先,上市公司使用從公眾手中募集的資金參與商業地產或者住宅市場競爭,在資金和身份上占有優勢,這對個人購買者來說不公平;其次,房地產升值并能快速變現的財富效應,吸引了更多上市公司入市,“干實業不如炒房”的觀念助漲了社會投機風氣,不利于實體經濟發展;再次,上市公司炒房、囤房是對資本的浪費。發展資本市場的目的是要高效配置金融資源,上市公司炒房、囤房浪費了有限的金融資源,就好比好鋼沒有用到刀刃上。


      嚴控企業“炒房”,業內呼吁對投機“精細圍堵”


      堵住公司炒房等樓市調控漏洞已迫在眉睫。6月26日,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產管理局宣布,杭州在住房限購區域范圍內,暫停向企事業單位及其他機構銷售住房(含商品住房和二手房),這是近期的第三個熱點城市明確暫停企事業單位購房。此前的6月24日,西安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發布通知,將暫停企業在限購區域內購買商品住房;6月25日,長沙市政府辦公廳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房地產市場調控工作的通知,同樣暫停向企業銷售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


      業內人士認為,此次西安、長沙、杭州先后進行調控加碼,紛紛禁止企業購房,其實還是在需求端進行把控,調控思路和之前限購一樣,抑制炒作需求。未來監管層應出臺更為嚴格的措施,對企業和上市公司炒房囤房作出限制,尤其是那些已經大比例持有投資性房地產的上市公司。


      何倩茹表示,如果要堵截公司炒房,首先可以限制以公司名義購房的套數,其次是限制其出售房產的年限,再有就是加大公司購房的交易稅費,此外還要嚴查是否存在高管通過此類方式繞過限購政策而炒房的做法。


      部分業內人士建議,對于上市公司炒房的行為,一是應從監管角度入手,要求上市公司在IPO及再融資環節,主動出具不參與購買和持有投資性房地產的承諾書,并將這一行為納入日常監管范圍,一旦違背承諾,由監管部門進行警告、約談、罰款等處罰;二是在銀行間接融資階段,對商業銀行貸款的流向加強監管,對用商業銀行貸款購買投資性房地產的相關責任人落實主體責任,一旦查出即予以追責。


      “正是因為剛需人群與房源之間夾進了企業這一個環節,導致了國家的房地產調控政策在實施過程中出現了扭曲。”福州大學房地產研究中心主任王阿忠建議,過熱城市的房地產市場調控要向縱深發展,一些地方的調控需要更加精細化調整,要將有限的房源精準對接剛需人群。“當前房地產行業供需緊張的情況并不是簡單意義上的供不應求,建議建立房源追蹤體系,規范房屋申購流程,從搖號、信貸、稅收等一系列環節為剛需人群提供便利。”


      科技·文化


      9  提升科學家獲得感,從“松綁”開始


      材料、報銷、填表讓人“苦不堪言”,“繁文縟節”把探索手腳捆死……作為我國創新發展的“第一資源”,科技人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何為科研人員松綁、減負,更好地激發他們的創新活力,是我國科技領域“放管服”改革的重點之一。


      近日,中科院出臺10項新舉措,旨在加快解決束縛科研人員手腳的突出管理問題,被科學家親切地稱為“放管服”大禮包。


      少一些羈絆和束縛,多一些潛心和自由


      “報銷缺乏統一指南和明確安排,來回跑影響效率不說,還得占用很多科研精力和時間。”一名來自一線的科研工作者告訴半月談記者,他的同行經常感慨,報銷比做實驗還累,出國考察比野外考察還折騰。“很多時候超過8天必須先飛回國內再飛出國,既浪費錢又浪費時間,十分不合理。”


      在許多科研人員抱怨對“放管服”改革成果“獲得感”不強之際,中科院端出的改革大禮包可謂條條直擊要害,項項正中痛點。


      “禮包”從備受一線科研人員關注的項目、人才、經費管理等三方面入手,進一步擴大科研院所自主權,釋放科研人員創新活力,做到讓科研人員“一年只填一張表”。下放800萬元以下資產使用和處置權;對涉及國家戰略需求和核心關鍵領域的緊缺急需人才引進,實行“特事特辦”;對已取得產生廣泛影響的重大研究成果,可免除立項咨詢論證環節……可以說,中科院讓創新發展的“綠色通道”走進了科研人員的心坎里。


      措施之所以讓人眼前一亮,還在于每一條的設計都盡量從科學家的角度來考慮,充分顧及他們的愿望與需求。如產生了眾多重大成果的中科院戰略性先導科技專項,是這次改革的重點。此前,該項目立項要經過兩次審議,科學家得來回奔波。此次改革中,審議“二合一”。“其實我們的科學家在研究論證為什么時,就已經把怎么干想明白了。”中國科學院黨組成員、秘書長鄧麥村說。


      “這十項‘放管服’改革舉措,宗旨只有一個:讓科研人員少一些羈絆和束縛,多一些潛心和自由。”中國科學院發展規劃局局長謝鵬云說。


      之前有積累,之后能落實


      此番能夠以一系列實在舉措進一步落實“放管服”改革,有賴于中科院此前已通過多年探索,為科研體制機制創新打下了一定的基礎。


      鄧麥村介紹,近年來,中國科學院在實施“率先行動”計劃中,推進研究所分類改革,完善院所兩級治理結構,大力改革項目管理、資源配置、科技評價等,把能夠下放的管理權限盡量下放,把能夠簡化的流程環節盡量簡化,科研人員已經嘗到了“輕裝上陣”的甜頭。


      “放就是要盡量放權,管就是監管要到位。不能把權力一直攥在手上,但也不能輕易‘大撒把’。必須在管理制度的框架內做好服務,而不是無原則地去服務。”鄧麥村說,“之前的改革實踐已經證明,絕大部分科技人員都會在國家法律法規制度框架內來開展科技創新活動,我們要充分相信他們。”


      謝鵬云向半月談記者介紹,中科院各研究所的人力、資金、科研基礎條件資源配置及相關管理流程,都可以通過網上系統實現監管。


      據悉,接下來,中科院將把“少跑一趟、少等一天、少簽一次”作為每一項改革的具體目標;把科研人員滿不滿意、受不受益作為檢驗工作的主要標準;向繁文縟節開刀,改進督導檢查方式,讓科研人員的“自由度”得到穩定可靠的保障。


      激發新動能,一切為創新


      為科研人員“松綁”,在管理上做減法,在服務上做加法,做到機構流程精簡、監管服務增效,才能為激發創新活力清障。


      正如鄧麥村所言,科學研究具有靈感瞬間性、方式隨意性、路徑不確定性等特點,只有允許科研人員自由暢想、大膽探索,創新的火花才能自由迸射,而絕不能以出成果的名義干涉科研工作,用死板的制度框定研究活動。事實上,被繁瑣而不透明的管理制度干預的科研,容易異化為爭“帽子”搶位子的名利游戲,行政歪風因之污染科學凈土。


      “如果把科技創新比作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這個新引擎必不可少的點火系統。”科技部科技人才交流開發服務中心副主任程家瑜認為,我們要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完善點火系統,讓創新動能持續迸發。“當科技工作者們輕裝上陣,攀上高峰的日子還會遠嗎?”


      生態·健康


      10  “限塑令”10歲,怎么長成了“賣塑令”?


      自2008年6月“限塑令”開始實施至今,10年間,塑料包裝材料的產量、消費量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隨著電商、快遞、外賣等消費新業態發展,塑料餐盒、塑料包裝的消耗量快速上升。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限塑令”怎么成了“賣塑令”?


      為“限塑”而“賣塑”?


      10年前“限塑令”提出的要求有二:在全國范圍內禁止生產、銷售、使用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購物袋;所有超市、商場、集貿市場等商品零售場所一律不得免費提供塑料購物袋。


      政令的執行效果如何呢?


      中國再生資源回收利用協會再生塑料分會秘書長盛敏說,在實際執行中,“限塑令”儼然已變形為“賣塑令”。據其了解,一個大型連鎖超市一年僅僅賣塑料袋就可收入上千萬元。而在“限塑令”出臺以前,免費塑料袋的支出是列入超市成本的。


      半月談記者走訪多地超市發現,有償塑料袋分小號、大號,單價分別為0.2元和0.5元。北京一家連鎖超市的收銀員透露,半天時間她這個結賬柜臺就能賣百余個大號的塑料袋,到了節假日銷售額更高。


      江蘇省一家塑料包裝材料生產企業負責人介紹,“限塑令”出臺后,企業調整了產品線,經營效益毫無影響。


      浪費“高溫”不退


      “限塑令”著眼于限制塑料袋的使用,但使用后的塑料袋如何處置,則不在其考慮范圍。事實上,塑料袋的大量消費與大量浪費已成“伴生”現象。


      中國再生資源回收利用協會統計數據顯示,每天,塑料袋的使用量30億個,每年消耗量達一萬億只,如果折算成重量,每年塑料袋廢棄量在100萬噸以上。


      由于快遞業的迅猛發展,大量以塑料包裝材料為主的快遞包裝物被消耗和廢棄。據統計,2016年我國發送快遞313億件,需要120億個塑料袋、247億米的封箱膠帶,還不包括編織袋、封套、包裝箱、內部緩沖物等。


      如此驚人的用量,其中絕大多數都沒有回收利用,直接作為垃圾處理。在北京、上海等發達地區,塑料制品占總垃圾量的比例已經達到12%以上。其他地區這一數字也達到8%左右。


      “然而只有不到10%的塑料袋進入回收再利用,其余的都與其它垃圾一起填埋或焚燒。”中國物資再生協會再生塑料分會副秘書長周云飛說。


      如何管好塑料袋?


      塑料對環境的危害,不言而喻。從生產過程資源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到廢棄之后處理及再生利用過程對大氣、水、土壤和生態環境的污染,更不必說散落在環境中或隨風的飄散會造成“白色污染”,進入江河湖海后污染水體環境,被動物吞食或緩慢碎裂形成塑料微粒危害生物安全……


      “市場上嚴格意義的可降解塑料袋很少,標明可降解的塑料袋,大多實際上是降解材料和不可降解材料混雜在一起的產物。即使是完全可降解的塑料袋,也要在較為嚴格的條件下才能發生降解,例如含水率、溫度等。”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劉建國說。


      相關專家介紹,德國、日本都有專門針對包裝廢物的立法,對產品包裝源頭減量、包裝物廢棄后的回收、生產廠家與消費者各自的責任都有明確要求和清晰界定,包裝上會標明廢棄后所屬類型和投放方法。這些都是我國可以借鑒的問題解決之道。


      盛敏建議,政府設立專項補貼基金,將消費者購買塑料袋費用中的絕大部分納入該補貼基金,用于補貼廢棄塑料袋的回收與再生利用加工企業,鼓勵廢棄塑料袋的環保回收利用。同時國家應出臺相關政策,促進快遞企業擴大使用各類綠色環保包裝材料,并限制物流、快遞、網購以及外賣等行業中過度包裝。


      民生·社會


      11  不愿接、不敢接:部分對口幫扶遭冷遇


      當前,脫貧攻堅進入關鍵期,除了各地積極開展精準扶貧工作,東西協作扶貧、定點扶貧等幫扶機制作為合力攻堅的重要舉措,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成效凸顯。然而,在一些被幫扶地區,開展東西協作、對口幫扶項目卻遭冷遇。


      來幫扶,不要待太久


      “東西協作作為一種幫扶協作機制意義重大。”云南省扶貧辦幫扶協作處處長牛濤說,扶貧協作在帶動群眾增收致富、改善基層公共服務、深化經濟領域合作等方面已取得明顯成效。


      去年,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印發《東西部扶貧協作考核辦法(試行)》,對東西部地區從人才支援、資金支持、產業合作等方面考核。考核辦法印發后,東部在醫衛、教育、人才支援等方面加大了對西部貧困地區的幫扶力度,讓很多干部感受到了共同富裕、共同發展的勁頭。


      然而,半月談記者調研時也發現,面對東部地區對口幫扶的熱情,一些貧困地區逐漸不愿意接納東部的部分幫扶項目。


      西南某對口被幫扶地在承接幫扶農業項目時,當地農業部門“考慮了”各種原因,就是不敢簽訂協議。幾經波折,最后只能由當地扶貧辦簽訂農業項目協議。但如何推進項目運轉,當地扶貧部門也沒有頭緒。


      半月談記者發現,一些地方不愿接納幫扶項目,認為實施這些項目會給當地增加“工作量”,如果不能按時完成,將影響后期的考核驗收。有貧困地區干部坦言,這兩年,幫扶力度加大,幫扶項目增多,而地方優質的扶貧項目儲備不足,擔心后期審計出問題,難以通過項目考核驗收,被幫扶地區對這類幫扶興趣不大。


      云南大學教授金子強認為,在當前脫貧攻堅形勢下,各地將扶貧工作抓得越來越實,項目考核越來越嚴。對于幫扶項目,一些貧困地區計算了投入產出比后,不愿接、不敢接。即便有好項目,如果貧困地區的人力、物力、精力不足以支撐,也會放棄。


      事實上,這種“不情愿”不僅存在于對口的項目幫扶上。有基層干部反映,過去貧困地區希望東部志愿者來教育幫扶,后來有被幫扶地不愿意了,因為當地基層條件有限,財力緊張,無法滿足逐漸增多的志愿者的食宿問題。有的地方更是提出,來幫扶,不要待太久。


      “供給”與“需求”應良好對接


      當前,如何處理好幫扶與被幫扶對象的關系,讓幫扶協作機制發揮最大效益,值得深思。


      半月談記者采訪時發現,一些地方對口幫扶機制的不完善,讓被幫扶地區的干部“無所適從”。有基層干部說,每年東部幫扶項目資金下達時間都比較晚,這讓被幫扶地的基層不好安排項目。大量資金、技術的涌入對貧困地區來說,肯定有好處,但是東部地區在下達幫扶項目前,應該走訪調研,根據被幫扶地的實際發展狀況,按照輕重緩急安排項目。


      “要加強前期工作的對接。”金子強認為,不論是東西協作、還是掛鉤幫扶,所有的項目安排都應該遵循地方實際,將需求與供給精準對接。


      讓“供給”與“需求”良好對接,還須細化、完善、創新幫扶機制。半月談記者了解到,此前各地都已完成精準識別貧困戶的工作,并對貧困村出列、貧困群眾脫貧都制定具體的幫扶措施。但部分被幫扶地區未形成一套完整的項目庫制度,以至于東部幫扶地區安排資金項目時,被幫扶地區的相關部門并不能精準對接,使得一些好項目被拖延,甚至“流產”。


      專家建議,各地應形成完整的項目庫,并根據實際脫貧需要,將項目庫進行細化分類,實現精準對接,從而提高項目實施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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