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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半月談第9期_半月談2018第9期文章匯總
    http://www.iranairiatravel.com/       2019-01-03      來源:半月談網
    【字體: 】              

      點此下載半月談2018年第9期精選文章匯總(打印版)


      《半月談》是黨政機關公務員必備的閱讀學習刊物之一,也是考公務員申論備考非常好的資料。


      下面是網頁閱讀版:

     

      半月評論


      1  全面深化改革,人人都是參與者


      “要堅持人民主體地位,發揮群眾首創精神,緊緊依靠人民推動改革開放。”在慶祝海南建省辦經濟特區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沒有人民支持和參與,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取得成功。


      將目光回溯到1978年,在經歷10年“文革”之后,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百廢待興、百業待舉。在億萬人民的殷殷期待中,這一年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偉大征程。40年來,不管國內外形勢如何風云變幻,黨帶領人民堅持改革開放的目標始終清晰明確,信心和步伐始終堅定有力,從來不曾有過動搖。


      積40年不斷深化改革之功業,我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創造了領跑世界的經濟奇跡。40年來的發展歷程和成功實踐證明,黨帶領人民堅持走改革開放的路子是完全正確的。


      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歷史是由人民書寫的。40年來,改革開放在認識和實踐上的每一次突破和深化,改革開放中每一個新生事物的產生和發展,改革開放每一個領域和環節經驗的創造和積累,無不來自億萬人民的智慧和實踐。人民是推動改革開放的真正英雄,是決定改革開放前途和命運的根本力量。


      億萬人民蘊含著無窮的智慧和創造力。40年前,在安徽小崗村,18個農民按下手印,自愿實行包產到戶。這一石破天驚的改革舉措,激發了農民積極性,讓農民填飽了肚子,由此拉開了全國轟轟烈烈的農村改革序幕。來自“草根”的改革智慧,就如同那盡管微弱但卻意味著光明的星星之火,迅速點燃了長期被禁錮的農村大地。


      推進改革離不開人民的理解支持。任何一項改革都是對權責利的重新調整和劃分,有的改革甚至會帶來不可避免的陣痛。上世紀90年代,國企大規模改制重組,大量工人失去“鐵飯碗”,下崗重新擇業,少數工人甚至還一度陷入生活困頓。在這場驚心動魄的大改革中,大量工人和他們的家庭作出了利益犧牲,承受了生活煎熬。沒有他們支持,就沒有后來國企的“浴火重生”。


      “民意推動”與“頂層呼應”的改革路徑已經基本成型。在互聯網時代,圍觀就是參與,關注就是力量,人民可以通過網絡渠道更加便捷地參與到改革進程中來。“孫志剛事件”推動收容遣送制度廢止,“呼格吉勒圖案”推動司法體系更加重視個案正義……這些發生在身邊的事例,無一不體現了“民意推動”與“頂層呼應”在推動改革中的巨大作用。


      人民既是改革的見證者、參與者、推動者,也是改革的最大受益者。40年來,各級黨委政府深入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一大批惠民改革舉措落地實施。這給億萬人民帶來了更多福祉,也顯著提升了人民的獲得感和幸福感。


      當前,全面深化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黨的十八大以來,改革全面發力、多點突破、縱深推進,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取得突破性進展,主要領域改革的“四梁八柱”基本確立,但部分領域和環節推進改革的矛盾和阻力依然比較明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問題尚未解決,與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新期待還有較大的差距。


      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們又到了一個新的歷史關頭,推進改革的復雜程度、敏感程度、艱巨程度不亞于40年前。總結經驗,我們須牢記人民是改革的主體,要堅持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發揮好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使廣大人民群眾成為推動改革開放的強大力量。


      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回應民意訴求,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要始終堅持問題導向,從群眾關心的事情做起,從群眾不滿意的地方改起。要始終把人民利益擺在至高無上的地位,加快推進民生領域體制機制改革,盡力而為、量力而行,著力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不斷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推動公共資源向基層延伸、向農村覆蓋、向困難群體傾斜,著力解決人民群眾關心的現實利益問題。


      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全國各級各地共同參與。今天仍然需要加強頂層設計與鼓勵基層探索相結合,各級各地共同參與到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新的征程中。


      全面深化改革,需要調動起廣大群眾積極性,讓人人成為實干家、奮斗者。空談誤國,實干興邦。只有真抓才能攻堅克難,只有實干才能夢想成真。要為實干者撐腰,為干事者鼓掌,以昂揚的精神狀態推動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


      全面深化改革,需要避免“上頭熱”“下面冷”。要堅持從人民群眾普遍關注、反映強烈、反復出現的問題背后查找體制機制弊端,找準深化改革的發力點和突破口。


      一切偉大成就都是接續奮斗的結果,一切偉大事業都需要在繼往開來中推進。讓我們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科學指引下,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團結奮斗,共同推進改革開放的偉大事業,共同創造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


      半月話題


      2  數字中國:一場靜悄悄的“革命”


      首屆數字中國建設峰會4月24日在福建福州開幕,一批成果和政策的發布,“數”說著中國已取得的數字化、信息化成就,并指出未來發展的藍圖規劃。


      我國數字經濟規模已躍居全球第二


      “2017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達27.2萬億元,同比增長20.3%,占GDP的比重達到32.9%。”數字中國建設峰會上發布的《數字中國建設發展報告(2017年)》顯示,我國數字經濟規模位居全球第二,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有力促進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去年8月,美國社交媒體網紅左右(Zach lreland)在國外視頻網站發布了一條在北京逛“盒馬鮮生”的視頻,在海外觀眾中引起強烈反響。


      視頻中,左右驚訝地發現可以通過手機下單并支付,店內海鮮現場烹制,價格還很便宜。不僅如此,左右嘗試購買的商品,在3公里范圍內,半小時就送貨上門了。


      對此,國外媒體評論,過去幾十年中,中國一直在追趕海外的現代商業模式,而今天,多家中國企業開始向海外輸出“新零售模式”。


      除了“新零售”帶來的新消費方式,共享單車的海外布局也逐漸改變國內國外的出行方式。


      數字化全方位提速治理,服務民生


      在數字中國建設峰會的展區內,一對大學生情侶在人臉識別軌跡記錄機前駐足討論。


      基于騰訊優圖實驗室的人臉識別技術,QQ全城助力上線了“人臉尋親”功能,通過與“寶貝回家”計劃和地方民政局合作,上傳兒童被拐照片即可進行檢索比對,即時呈現比對結果,幫助他們找到親人。甚至,以騰訊優圖實驗室跨年齡人臉識別技術為基礎,只需要上傳走失人口的照片,便可匹配到走失人口成年后的照片。


      “過去我們要監控各地危險品的儲存、運輸情況,必須依靠人盯人的‘人海戰術’,不僅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也難免出現紕漏。”福建省公安廳相關工作人員在數字峰會現場向參觀者介紹“危險物品一體化安全監管信息平臺”時表示,現在利用數字化和人工智能的手段,他們能夠很清楚地知道全省各地的危險品實時狀態。


      農村網上支付發展迅猛,生產信息化逐漸落地


      數字中國建設峰會上發布的《農業農村信息化發展前景及政策導向》顯示,到2017年底我國農村地區網民線下消費使用手機網上支付的比例已提升至47.1%。


      農業農村部市場與經濟信息司司長唐珂介紹,線上農業正在逐步成型,信息化在提高土地產出率、資源利用率和勞動生產率方面的重要作用日益凸顯,為破解“誰來種地、怎么種地”的難題提供了新途徑。


      目前,我國已建成運營“有場所、有人員、有設備、有寬帶、有網頁、有持續運營能力”的“六有”益農信息社超過16.9萬個,累計培訓村級信息員53.6萬人次,開展便民服務2.33億人次,實現電子商務交易額167億元。


      數字中國的建設和發展,在農村地區改變了長期以來“種什么賣什么、種多少賣多少”的被動局面,推動農業走上“需要什么種什么,需要多少種多少”的市場化道路。半月專題


      3  地廣樓高人多,新舊風險交織:城市應急管理難題待解


      編者按:我國是自然災害和事故災難最為嚴重的國家之一,災害種類多,地域分布廣,發生頻率高。有關數據表明,近三百年來全球死傷10萬人以上災難一共發生了50起,其中有26起發生在中國。


      當代社會發展有新的特點和規律,社會秩序更加穩定,但一些人的心理比較脆弱;財富更加集中,但人口密度也更大。一旦發生事故,各種損失將加大,風險的耦合程度更強。為了適應這樣的特點和規律,需要有更為科學、更為現代、更為精細的應急處置手段和方式。


      暴雨、地震、火災、交通事故、工程事故、公共衛生事件……當前,中國城鎮化率接近60%,城市地廣了、樓高了、人多了,各種公共安全風險也在集聚。一場大雨可能癱瘓一座城,一架無人機可能干擾數十航班,各種新舊風險交織在一起,給城市應急管理提出了新挑戰。


      城市擴張上天入地,安全“觸發點”密布


      近年來,各地高層、超高層建筑涌現,不斷刷新城市天際線。2017年歲末的一天凌晨,北方某城市一棟高層建筑38層發生火災,共造成10人死亡。湖南省建筑設計院總建筑師楊瑛認為,高層建筑一般位于擁擠的城市中心,把所有東西“擠在一起”,存在消防安全等一系列安全隱患。


      早在2012年,深圳就以城市為整體對象開展了公共安全風險評估,共識別出公共安全風險源138項。其中,高層建筑火災被列為“極高等級風險”。


      深圳市應急辦相關負責人認為,目前,深圳100米以上的高層建筑有數千座,幾乎已是隨處可見。而消防車的救災能力大多不到100米,高層建筑一旦發生火災,外部救援難度不小。


      同時,在一些高樓密集的地區,停車占用消防通道等行為也為及時有效的救援造成障礙。一些高層發生火災只能主要依靠建筑的自動噴淋系統和避難層“自救”。


      向天空發展的同時,很多城市地鐵建設熱潮不減。


      暨南大學學者的一份研究報告稱,由于地鐵存在空間有限、客流量大、人員密集等特點,城市地鐵的快速發展蘊含著一定的安全隱患和風險。


      湖南城市學院教授湯放華認為,上下班高峰期、重大活動期間,人流、車流瞬間聚集,如果城市交通、場地等設施的容納能力、承受能力、疏散能力不足,很容易出現安全事故。


      一場雨癱瘓一座城,應急“薄弱點”突出


      人們常說,下水道是一個城市的良心。一場暴雨,或者一次大雪、臺風,都能成為城市應急能力的“試金石”。


      “城里看海”這類情況反映出很多城市在交通、地下管網、電力、通信等“生命線工程”上的綜合防范能力薄弱,應急物資儲備不足,難以應對自然災害特別是巨災風險。


      除了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硬能力”不足,應急管理還存在“軟能力”短板。有報告指出,基層應急部門在風險識別、信息報告、先期處置、應急響應等方面存在不足,容易導致“小事變大”。


      “軟能力”短板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方面,互聯網時代,在謠言和真相的賽跑中,一些基層政府的輿情分析和引導能力不足。


      另一方面,大數據時代,應急管理要打破“信息孤島”,才能應對城市“無時不有、無處不在”的風險。


      業內人士認為,對于應急指揮而言,需要掌握人口分布、地下管網、運營商、地理信息等數據,但現在這些數據分散于多個單位,有的還是涉密數據,整合起來很難。如果這些數據不能打通,想要依靠大數據分析來提升應急管理水平,就無從談起。


      無人機無人駕駛來了,新“風險點”陡增


      據了解,目前國內城市中的北京、上海已經發放了自動駕駛路測牌照,無人駕駛汽車可在指定的開放道路上測試。“無人駕駛讓城市管理面臨新挑戰。


      ”湯放華認為,傳統道路、交通規則、交通管理系統和無人駕駛不相適應,交通事故責任劃分“理不清”,應急管理無章可循,這些問題都有待解決。


      如果說無人駕駛汽車商業化還是將來時,那么無人機、共享單車等新事物在給城市生活帶來便利的同時,也已經暴露出實實在在的風險點。


      半月談記者梳理發現,近年來,無人機干擾航空安全事件時有發生。


      2017年以來,多地都發生了無人機闖入機場凈空保護區的事件。有人用無人機在數百米高空近距離拍下了民航客機降落的畫面,并制作成視頻在網絡上進行炫耀。這些行為對民航飛行安全造成威脅,導致數十個航班出現不同程度延誤。


      專家表示,無人機對航空安全的威脅,是近年來城市應急管理面臨的新考驗之一。目前,大疆無人機已經在系統里內置了機場禁飛區。當用戶身處禁飛區范圍內,無人機將無法起飛。但是,還有多家無人機的產品尚未實現這一功能。


      此外,共享單車在“野蠻生長”中也受到不少詬病。不久前,成都市城管委對中心城區互聯網租賃自行車停放秩序考核情況通報稱, 各運營企業對長期存在的單車堆積停放問題沒有行之有效的管控措施,無法及時清運單車,導致熱點地區單車“潮汐式”擁堵時間延長,更有共享單車堵塞消防通道的情況發生。


      專家指出,在現代城市的應急管理中,非傳統安全領域面臨的治理困境更加顯著,工業生產、日常生活中突發性的社會風險,成為社會治理的核心內容。


      應對新形勢,新技術為應急“關鍵點”賦能


      面對點多、面廣、新舊交織的風險,城市應急管理亟須適應新形勢。


      風險評估是應急管理的源頭,應改變過去那種粗放式、“差不多主義”的評估方式。


      在這方面,深圳市將風險劃定為200多個細類,降低風險評估的主觀成分,自然災害類所有評估手段均通過專業軟件平臺完成;應急能力評估借助安全管理模型建立了通用指標體系,包含20個一級指標、67個二級指標、176個能力要素考核點。


      專家認為,通過科學評估,有助于及時發現和治理城市規劃、基礎設施、響應機制等方面的風險點。


      專家建議,加快推進建立城市應急救援信息共享機制,健全多部門協同預警發布和響應處置機制,提升防災減災救災能力,提高城市生產安全事故處置水平。


      同時,完善事故應急救援預案,實現政府預案與部門預案、企業預案、社區預案有效銜接,定期開展應急演練。完善應急救援聯動機制,強化應急狀態下交通管制、警戒、疏散等防范措施。健全應急物資儲備調用機制。


      針對高層火災問題,專家建議開發適用高層建筑等條件下的應急救援裝備設施,加強安全使用培訓。強化有限空間作業和現場應急處置技能。


      半月調查


      4  財產給兒女,老人交政府:爭當貧困戶,競現分戶潮


      老人和子女分別設立戶口并分開居住,這本是一個家庭根據生活需要做出的正常選擇。但在一些農村,這一行為卻被異化為讓老人收入降低,從而成為貧困戶的手段。“財產給兒女、債務歸父母、老人交政府”的奇葩現象在一些地方并不鮮見。


      1  精準識別后,一個鄉增加上千戶


      一般來說,一個地區一段時期的戶數是相對穩定的,不會突然減少或增加。半月談記者發現,一些地方戶數最近兩年增加明顯。在東北某鄉,貧困戶精準識別前戶數只有約5500戶,2017年當地完成精準識別之后,戶數增加上千戶。


      半月談記者調研了解到,為了享受貧困戶待遇,一些非貧困家庭想出父母和子女分戶的招數。分戶后,子女大都身體狀況好,有勞動能力,而缺少收入來源的老人符合貧困戶條件,需要享受政策照顧。這種分戶現象或是老人主動分戶成為貧困戶,或是子女惡意分戶,把家庭負擔甩給政府,正成為地方推進精準扶貧的痛點。


      值得注意的是,為爭貧困戶資格而分戶的做法,因其“管用”,正引發一些地方非貧困戶的跟風效仿。


      某高校教授杜林(化名)2016年開始參與東北一些貧困村的扶貧成效第三方評估。在評估過程中,他跟不少縣鄉村干部交流發現,為了爭戴貧困戶“帽子”而分戶的情況不少。“老張家和咱們家條件差不多,人家分戶成為貧困戶了,咱們為啥不分啊。”一名非貧困戶采訪中對半月談記者坦言。


      爭當貧困戶,引發分戶潮。北方某省在總結2017年貧困識別不精準的問題時明確指出,“老人貧困戶分戶現象突出”。去年6月,審計署發布了158個貧困縣扶貧審計結果,指出了“精準識別等基礎工作還不夠扎實”等主要問題。這中間就包括“個別村干部在建檔立卡中優親厚友,通過分戶拆戶等方式將不符合條件的親屬納入建檔立卡對象,以此享受幫扶政策”。


      識別不精準,精準扶貧也不會精準。基層扶貧干部認為,在精準識別中出現的分戶亂象,用歪了國家扶貧資金和政策,“好鋼沒用在刃上”,讓精準扶貧打了折扣。


      2  政策上沒有明確,頂多算鉆“道德空子”


      本來父母、子女在一個屋檐下住著,為了占政策便宜,導致分戶爭貧現象。


      “扶貧政策一來,危房改造給錢。原來新農合報銷比例低,現在很多貧困縣給貧困戶提高報銷比例,有的先診療后付費。個別地方貧困戶孩子上大學,地方政府還給獎勵。”杜林說,“這些都刺激了非貧困戶,所以他們開始分戶爭當貧困戶。”


      一位駐村扶貧干部講述了一個分戶老人的故事。這個老人一共有7個子女贍養他,仍要成為貧困戶。這位老人覺得,雖然自己子女多,但他們日子過得不算富裕。兒子要照顧岳父岳母,女兒有公公婆婆要贍養。孫子輩多在上學,也需要錢。把戶分開,享受扶貧待遇,能給子女減輕點負擔。


      為爭當貧困戶而出現的分戶潮是值得深思的。半月談記者發現,目前識別建檔立卡貧困戶的標準,已綜合考慮了吃、穿、醫療、教育、住房等多方面因素,但由于是以戶籍為參考單位,以家庭常住人口來測算其收入是否符合貧困標準,這就為分戶爭貧留出了口子。


      也有一些扶貧工作隊反映,當地老人和子女分戶居住本來也不少,很難界定是為了爭貧困戶資格而分戶,還是正常的分戶。而且分戶后,有的子女并不是真正不管父母,可能該給父母的都給,只是想占扶貧政策的便宜。


      “就是知道為了爭貧困戶資格而分戶,人家也符合政策啊。”一位基層扶貧辦主任認為,目前從政策上找不到限制條款。如果說有問題,也是鉆“道德空子”。


      3  補齊貧困戶識別短板


      不少基層干部認為,應借鑒一些低保識別經驗,完善精準扶貧識別標準。比如,將子女的贍養因素加入進來進行精準識別。同時,加強贍養法律相關規定的監督和執行,保證子女對老人贍養到位。


      一些基層扶貧干部建議,發揮村民評議和監督作用,充分調動廣大人民群眾在精準識別過程中的參與性。是否因為爭當貧困戶而分戶,周圍群眾最了解,在評定貧困戶時,用事實說話,讓這些非貧困戶不好意思分戶爭貧。


      基層干部在精準扶貧工作中也應進一步增強責任感和主動性,積極開展群眾的思想工作,“曉之以情動之以理”,努力達到扶貧與扶志相結合的目標。


      基層治理現代化


      5  打通“平安千島湖”最后一公里:浙江淳安網格調解全覆蓋推動基層治理精細化


      浙江省淳安縣圍繞“平安千島湖”,建起一支高效率的網格員、調解員隊伍,依靠這些“千里眼”“順風耳”,第一時間搜集訴求、第一時間就地解決群眾難題,充實了基層治理的社會力量,實現了基層治理精細化,社會服務更到位。


      “全科網格”:出去一把抓,回來再分家


      占美秀是淳安縣臨岐鎮臨岐村的一名網格長,她用手機記錄著每一天的工作內容。去年以來,她用“平安通”上傳了近200張照片。


      “我們這個村子800多戶,將近3000人,每天我和同事們都要在村里轉一圈,看看各家各戶有沒有糾紛,去建新房的那幾戶看看有沒有違建,還要看看村里的環境保持得怎么樣,有新情況我就拍下照片上報處理。”正說著,占美秀碰上了幾名村民,村民們告訴她,村口河道邊上出現了不少建筑垃圾,污水外流,有點臭氣。占美秀告別村民后來到河道邊查看情況,打開手機拍下照片上傳通知河道協管員盡快清理。


      占美秀向半月談記者細細講述了200張照片背后的故事:前幾天傍晚,一輛進村的卡車刮斷了村里的電線,村民們立即找到占美秀,來到現場拍照上傳給上級部門,僅僅過了半個小時,鄉里的供電所就到達現場進行維修;去年夏天,占美秀發現有外來人帶著一堆花花綠綠的小板凳,召集村里的老人和兒童推銷“三無”產品,占美秀及時發現上報后,這批不法分子受到了公安部門的處理……


      “我們的信息一上傳,鎮里其他41個網格都能看到,這樣大家能夠互相提醒。”占美秀說,每個網格都有一名專職網格長和數位兼職網格員,他們在自己負責的網格采集信息,能現場處置的現場處置,不能現場處置的通過信息系統和“平安通”逐級上報。根據上報信息的歸屬和職責范圍,由鎮綜合信息指揮室“派單”到相關部門逐一解決,實現“出去一把抓,回來再分家”。


      “現在行政村的規模比較大,管理和服務都需要進一步細化。網格治理將現有市場監管、綜合執法、便民服務、綜合治理等資源統一起來,網格員的日常工作還包括平安巡防、矛盾化解、政策法律宣傳、信息采集等等,就像是一名‘全科醫生’,小病治療、大病轉診,小病大病全都管。” 淳安縣臨岐鎮黨委委員汪討橫說。


      臨岐村一位老人告訴半月談記者,以前沒有網格員的時候,家里要有點事只能往村委辦公室跑,現在有了夏穿紅T恤、冬穿紅馬甲的網格員在村里轉悠,大家都覺得多了一個為自己說話辦事的人,很方便。


      據了解,淳安從去年開始推行基層治理體系“四個平臺”建設,制定出臺了全科網格“十統一”實施意見,實現了網格員“一巡多功能”工作目標。目前,全縣像占美秀這樣的全科專職網格員共有1006名。


      “網格員就好像一顆顆小小的螺絲釘,釘牢了淳安的大平安,連接了基層服務的‘最后一公里’。”占美秀說。


      調解員:結一個案,說一個理,普一次法


      “雙方當事人,我是千島湖派出所人民調解員方貝,今天就你們的糾紛爭執給你們進行調解……”晚上8點,老方將糾紛雙方當事人引入調解室的一張桌子前,桌旁有滿滿一柜子的法律書籍。


      近一個小時的溝通調解后,老方走出調解室,胸有成竹地一揮手:“他們回去睡一覺,估計明天早上就能想明白了。”


      以前,老方是淳安縣司法局的一名干部,由于他懂法又熱心,1999年開始用閑暇時間參與調解工作。后來他退休了,在千島湖派出所的邀請下全職出任了一名“人民調解員”,同事們敬重他、親近他,都喊他“老方”。由于他工作出色,當地黨委政府和社會各界普遍認可,派出所就掛起了“方貝工作室”的牌子。


      不久前,一宗積壓了40年的土地糾紛案子,在老方“動之以情、曉之以理”下,8個小時就得到了調解。“老百姓的糾紛,主要還是瑣事引起居多。只有做他們的貼心人,讓他們先把話講完、把氣理順,言語周到、內心細膩,才能把矛盾化解在一線。要真是調解不成,就要引導訴訟。”方貝說。


      調解員們工作時間不固定,調解地點也不固定。他們經常在半夜出發調解,也曾將調解桌搬上出警車、搬進旅游景區和重大工程現場,如今還通過微信和QQ進行遠程調解。“調解員當‘和事佬’,學法懂法是前提。目標是結一個案,說一個理,普一次法,惠及一片群眾。”方貝說。


      在淳安,已經建立各類人民調解組織469個,像老方這樣的調解員有1872人,實現了城鄉矛盾糾紛化解的全覆蓋。2017年,共調解糾紛3516起,成功率達98.9%。


      居民自治:調動集體智慧共同協商


      位于千島湖畔的淳安縣千島湖鎮江濱社區是一個“新老結合”的社區,居民2600多戶,常住人口6900人。老小區規劃不完善,車位緊張,小區內的道路狹窄,常常會出現擁堵現象,居民們對此很不滿意。


      “停車難確實太影響居民生活質量了。”江濱社區黨委書記、網格長胡海燕說,由于社區里的車位有限,居民們將車停在小區外的馬路上,又總是吃罰單。胡海燕看在眼里,她決定組織居民成立車輛管理小組,由居民自發籌資管理車輛進出和停泊,又由社區出面與相關部門溝通協調,在道路流量低峰時段,不再貼罰單。


      為了得到居民的支持,胡海燕一戶一戶上門溝通,還組織召開了民情懇談會,將群眾的問題擺上桌面,調動集體智慧共同協商。


      “讓居民們把小區真正當成自己的家,還有什么事兒不能協商、解決不了呢?真心實意為居民們好,他們自然能夠感受到。”胡海燕說。


      停車難的問題解決了,定期召開民情懇談會的形式被保留了下來。胡海燕說,每當發生需要社區介入的大調解事件,民情懇談會總能夠發揮大作用。


      “社區作為一個基層組織,為居民服務是主要的工作。調動起居民的主人翁意識,大家勁往一處使,心更近了,生活就肯定能更和諧。”胡海燕說,從去年開始,江濱社區還組建了“秀水大媽”志愿隊伍,居民們穿上統一服裝,對社區進行安全巡防,補足了社區兼職網格員力量,形成了更為完善的安全巡防網絡。


      近年來,淳安縣堅持黨建引領,認真拓寬思路,落實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工作舉措,呈現了民事民議民辦民管的良好局面。截至目前,已連續13年被省委省政府命名為“平安縣”。


      6  “最強大腦”讓蘇州基層治理變靈


      一場新的基層社會治理變革正在江蘇蘇州推開。“網絡+網格”是這次變革的關鍵詞,通過網格鋪底、數據引領、部門聯動,基層社會治理模式正被重塑,“城市大腦”變得日益靈敏。


      網格員“下沉”,讓基層治理變“實”


      今年1月9日,在江蘇蘇州市吳江區,因違建拆除,太湖沿線住家船100余人商議串聯群訪。網格巡查員張水根發現這一情況后,隨即通過手機APP上報。吳江區社會綜合治理聯動指揮中心接報后立即響應,維穩辦、信訪辦、公安迅速行動,80多名網格員當天就對這100余人一一上門解釋、安撫。僅用一天一夜,這起群訪事件就被化解在萌芽之中,商議群訪的住家船村民全部同意依法解決。


      從發現到處置,如此迅捷高效,得益于蘇州目前推行的“網絡+網格”治理模式。從去年8月份開始,蘇州作為試點之一進行這一治理創新,同年11月試點范圍擴大到江蘇所有設區市。


      “每一個網格都有像張水根這樣的網格員,他們穿梭在街頭巷尾、田間地頭,專職服務群眾,尋找問題和矛盾。現場能解決的,現場解決;解決不了的,交由聯動中心協調處置。”蘇州市副市長江海說。


      目前,江蘇已設立網格12萬余個,配備專兼職網格員近30萬名。


      蘇州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俞杏楠說:“網格正在成為蘇州維穩采集信息、發現風險的第一感知觸角,化解矛盾、消除隱患的第一前沿陣地。”


      權力下放,讓基層變“強”


      “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讓基層干部疲于應付。現在,網格化治理模式改變了這一局面。


      蘇州構建的“全要素”網格,將各部門和基層力量融入一張網,社會組織、轄區單位也整合并入網格,黨支部都建在網格之上。在市縣構建網格化聯動中心,對社會治理事項的發現、受理、分流、處置、跟蹤、督辦、反饋、評價全程管理。


      同時,蘇州將部門執法權、審批權逐步下放到鄉鎮、街道一級網格。如吳江區,將原屬于城管、工商等不同部門的執法權全部整合下放到鄉鎮、街道,形成綜合執法隊伍。


      吳江區副區長、公安局局長馬景亮說,部門部分權力適度剝離、下沉,增強了基層服務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


      “推行網格化治理,社區書記更好當。”蘇州市吳中區木瀆鎮金山浜社區書記潘志芳直言。他說:“過去,很多問題發生在社區,但解決資源在上級部門,社區要做事,就不得不反復寫申請。現在,權力下放,職責厘清,由聯動中心統一派單,問題不再一股腦推給基層或等待上級。”


      吳中區副區長、公安分局局長魏杰說,“搶繡球、踢足球”是以往部門間常有現象,網格化治理將千條線“搓成”一股繩,推諉扯皮亂象自然消解。


      江蘇省公安廳相關負責人表示,“江蘇創新網格化治理,并將維穩工作全面融入網格治理,就是要增強基層治理能力,做到‘人在網格走,事在網格辦’,積網格‘小穩定’為社會‘大穩定’。”


      大數據構建“最強大腦”,讓基層變“靈”


      半月談記者在吳江區社會綜合治理聯動指揮中心看到,案件處置的過程幾乎以分秒計。吳江區委常委、政法委書記王益冰說,這得益于網絡與網格的結合,網格是基礎,網絡是支撐。


      網絡支撐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智能化作業。在數據平臺的支持下,網格巡查員、網格長、網格督查員、執法人員各自手持終端,信息采集、任務派單、考核監督等全部實現智能化操作。


      二是大數據引領。每一個網格都有唯一編碼,對應相關數據。即使在省一級層面,對每一個網格也能了如指掌;同時,運用大數據進行分析研判,哪里的工作比較薄弱,哪里需要部署更多力量,群眾對哪些舉措最不滿意,可以反饋給基層,為地方政府決策和基層工作安排、力量部署提供參考。


      目前,蘇州正在構建“城市大腦”。江海說,將網絡與網格結合,推行智能化操作,用大數據引領社會治理,提高了基層辦事效率,增強了基層反應的靈敏度,推動了社會治理的現代化。


      江蘇省委維穩辦相關負責人說,維穩工作關鍵在一個“早”字,發現早、處置早,就能贏得主動權。“網絡+網格”的治理模式,將單一力量轉為多元力量,將末端處置變為源頭防范,將傳統手段升級為數據引領,將被動維穩扭轉為主動維穩。


      按計劃,到今年底,江蘇將實現網格化治理全覆蓋。作為網格化治理牽頭部門,江蘇省委政法委有關負責人表示,在推進中,江蘇還將繼續大量整合部門權限、數據資源,繼續完善“網絡+網格”治理模式。


      7  政策搭車,用錯了治理砝碼


      隨著各類惠民政策的增多,一些鄉鎮、村莊在平時管理、執行上級政策過程中,熱衷通過“搭車”“掛鉤”“連坐”等方式,自我創造出一些“土政策”。這些搭車政策,不僅難以發揮實際作用,還會損害黨群關系。


      政策遭遇搭車


      半月談記者調查發現,基層政策搭車有三大表現。


      ——設卡搭車,催生灰色地帶。


      最近,西部地區某村貧困戶賀守富反映,村里要求貧困戶在危房改造前須交納押金,否則無法領取補貼資金。半月談記者在中部某省調研時,也遇到村民反映類似問題。


      在中部地區某村的易地扶貧搬遷安置點,一位貧困戶說,項目開工前,干部要求搬遷戶每戶交1600元“遷墳費”,之后施工方又要交8000元材料費,用粗鋼筋加固房屋基礎,方便以后加修2層。


      ——捆綁掛鉤,增加約束手段。


      今年以來,為貫徹上級農業產業結構調整政策,西部地區的一個村子下發通知,禁止在村內多處地方及公路沿線種植玉米,若被通報或處罰將免去3年的合作醫療補貼,當年不得享受相應國家惠民政策。


      ——連坐懲罰,制造群體壓力。


      今年初,位于烏蒙山集中連片特困地區的一個村子公開的一份處理決定顯示,當地某村民因喬遷新居大擺宴席,對本人進行通報批評,還對整個村民小組做出處罰,包括取消村民小組道路和連戶路硬化工程、農村危房改造指標的安排、人畜飲水工程項目的安排,停發村民小組全部低保,甚至在一定時期內,村民不得到村委會出具各類證明和蓋章。


      不久后,同市的另一個村子針對一些搬新家大擺宴席的村民,通報表示除本戶納入“黑名單”外,還將暫停村小組公路硬化的項目申報。


      違背法理和常理


      “這些做法既不符合現代法律程序,也違背常理。”云南大學教授金子強表示,無論是農危房改造指標,還是對低保戶的救濟補助,都是國家的制度性政策,不是基層干部的治理砝碼。


      貴州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靳永翥分析,有些政策在制定過程中沒有充分考慮到村莊的實際,難執行。


      在上級各方面考核壓力下,軟性的辦法不管用,硬性的辦法不讓用,基層選擇“捆綁”有時也很無奈。


      當治理手段缺乏,治理思維落后時,就容易滑向違法行政的軌道。


      依法行政方能脫鉤松綁


      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基礎在基層,工作重點在基層。


      金子強認為,基層治理的方法不當、路徑不對,是法律意識薄弱的表現。


      所以,提升基層干部法治思維和依法辦事能力,培育村民依法參與農村公共事務治理的理念是提升基層治理能力的要務。


      同時,政策設計要上接“天線”,下接“地氣”。受訪人士建議,首先要堅決杜絕拍腦袋的決策。


      政策設計前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增強政策的科學性、合理性和可行性,確保政策設計能夠得到群眾的認可。


      當然,還要賦予基層治理者能辦事、辦成事的“尚方寶劍”,健全敢辦事、愿辦事的激勵機制,讓治理的手段與目標相匹配,治理的權力與責任相對稱。


      要用好考核監督為政策落地落實“保駕護航”。貴州省遵義市匯川區沙灣鎮黨政辦工作人員陶建武建議,政策執行過程中要強化政策績效評估,強化政策執行過程監督,避免基層政府在執行政策過程中隨機變通,確保好的政策設計落地落實。


      教育


      8  下不下班聽老師的,家長恐成“編外教師”


      如今,社會對孩子的教育愈發重視,家校共育理念不斷普及,但在一些中小學,從批作業,到課堂值日保潔,再到監督學生考試,在家校共育、家校合作過程中,家長與教師之間的責任邊界趨于模糊,家長正在成為一支隨叫隨到的“編外教師”隊伍。


      1  從打掃衛生到監考、陪自習,家長隨叫隨到


      “孩子初二了,晚自習三節課,前兩節正常上,最后一節老師在辦公室或者回家,家長輪流值班看學生。這樣合適嗎?”


      “我的孩子上小學二年級,現在每次值日,學校要求家長必須陪同,而且明確說最好不要讓老人來。這樣好嗎?”


      “孩子今年上六年級,每天老師都發信息給家長安排任務,有時出差幾天,沒給孩子簽字還被老師點名批評。各位也碰到過這種事嗎?”


      在“家長幫”等家長聚集的論壇上,類似問題一拋出來,就引起熱烈討論。從中不難發現,要求家長批改作業、去學校幫孩子值日,替孩子到學校布置教室、打掃衛生,甚至是監考、代班早晚自習等現象廣泛存在。


      上不上班聽老板的,下不下班聽老師的。南京一位家長周女士吐槽說:“有次我出差忘了要去學校值日,老師在群里點名批評我。可是我的孩子明明打掃了教室,讓孩子自己勞動又有什么問題?”


      南京一名國企中層干部王先生向半月談記者吐槽:2016年孩子在南京某中學上高三的時候,學校要求家長輪流替老師監考。高三年級早自習和晚自習也需要家長輪流到崗。早自習期間,家長在教室幫收作業;晚上七點到九點的晚自習時間,家長需要坐兩個小時班。有的家庭父母沒空,只得由爺爺奶奶上陣。


      “當時99%的家長都聽從了學校的指揮,直到后來有家長向媒體投訴,這個規定才被取消。”王先生說,家長們很無奈,希望通過自己的付出,讓孩子得到老師的關注。對這種在中小學已普遍存在的現象,我們不能改變,只能去適應。


      2  “編外教師”,是耶?非耶?


      針對學校教師擺脫部分工作責任,而家長被學校召來“干活”,承擔大量原本與自己本職工作無關的事情,有家長戲稱自己為“編外教師”。


      對于“編外教師”這個身份,家長和老師究竟如何看待?


      有些家長認為,活動中積極活躍、愿意為班級付出的家長,確實能提升孩子在班級中的“地位”。


      特別是在班級活動中,熱心家長們能幫助布置教室,幫老師購買活動物品,替老師迎來送往,出于對家長的感激和回饋,孩子能得到班主任老師更多的關注。


      但也有些家長對此頗有微詞。誰都有本職工作,有時很難兼顧。像打掃衛生這樣的小事,為了從小培養孩子熱愛勞動的習慣,讓孩子們獨立完成才是正確的教育方式。


      “在心理上,不太能接受;在行動上,絕對都會支持。我敢說,大多數家長都是這種心態。”王先生說,因為孩子的事總歸是自己的事,所以不敢拒絕老師。


      無錫某公辦小學班主任沈老師則從教師的角度持另一種觀點。她認為,這并不能全怪老師“偷懶”“失職”,某種程度上也是當下的教育環境、輿論環境和社會環境共同造成的。現在的教育現狀幾乎只給了老師教課的權利,而剝奪了老師管學生的權利。


      比如,對于學生不好好寫作業這事,不少老師束手無策。


      “在我帶的班里,學生的聽寫作業交上來,我圈出錯誤的地方,讓他們下次交作業時要先改正錯誤,結果沒有一次是學生主動改正的。人都有惰性,何況是尚無自制力的孩子。但現在的教育環境,老師們除了說教,就只能讓家長參與教學,好好管教孩子。”沈老師說。


      3  如何把握責任邊界


      國家教育行政學院教師伍肖認為,家校關系在現行教育體制之下,合作意愿強烈但途徑單一,家校存在沖突隱憂。


      從理論上來說,“家校共育”對于孩子成人成才十分關鍵,學校教育與管理需要家長配合。但是,教師因職業優勢,在家校關系中處于優勢地位。有關專家表示,這種不對等有可能導致當教師將一部分應盡職責轉嫁給家長時,家長無法拒絕,也必然會滋生學校的責任轉嫁、不作為等亂象。


      如何確保家校之間正常合作不變形、不變味?


      專家認為,對于這類問題需要更加具體細致的分析,例如小學階段,需要家庭更多的配合,因為這是學習習慣的養成關鍵期,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


      無論何種情況下,讓家長和社會深度參與學校治理,一定要避免打著“家校共育”的名號,給家長攤派任務。


      時政


      9  “世界以痛吻我,而我報之以歌”:災區心理干預,十年療效幾何?


      汶川大地震轉瞬已過10年。這場震撼人心的災難,也拉開了我國大規模災后心理干預的序幕。


      “世界以痛吻我,而我報之以歌”。當道路重新鋪就,當房屋再次矗立,我們重溫那些含悲奮起堅強重生的故事,輕輕走進親歷者復歸平靜生活的深處,尋找和思考災后心理干預的成效與未來。


      讓受傷的心走出陰影


      “謝謝您,陪我走過生命中那段時間。陪伴讓我堅強。”


      汶川地震過去10年了,陳婷仍不時接到當年曾接受她心理干預學生的來信。有時候就是一張不具名的賀卡,寫著他們的近況。


      陳婷是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心理衛生中心的心理醫生。地震后,她奔赴極重災區都江堰聚源中學展開震后心理干預。她還記得在帳篷里第一次給老師們做情緒疏導時,“現場哭成一片”。


      學校里一對年輕的教師夫妻,地震發生時忙著組織學生逃跑,而兩人的女兒因為被落下的石頭絆住腳,最終沒能跑出來。當時,夫婦倆非常自責,每天晚上都不能入睡。


      “一閉上眼,就是孩子的臉。總覺得她在怪我……”妻子哭著對陳婷說。


      “他們太痛苦了,無法直接開導。”沒有過多的話,陳婷就默默陪著夫妻倆,“提醒”他們正常吃飯、休息,還組織他們和學生打籃球。


      “半個月后,有一次打完籃球,大家滿身汗水,夫妻二人突然抱在一起痛哭。”陳婷知道,他們“想通了”。


      “地震給活下來的人帶來極大的內心傷痛,很多時候,我們不能急于治療,而應通過陪伴讓他們自我療傷。”陳婷說。


      作為西南地區規模最大的醫院,四川大學華西醫院震后第一時間派出了多支醫療救援團隊,心理危機干預隊伍是其中之一。


      “在災民集中安置點,很多災民臉上永遠是一片茫然。”心理醫生鄧紅教授說。有一個親眼看到媽媽遇難的4歲孩子一直不吃、不喝、不說話。鄧紅團隊的心理醫生們陪著他、不時安撫,最后孩子終于哭了出來,情緒得以宣泄。


      整個汶川地震災區,沒有心理干預的盲區。即使是地處偏遠的青川縣,也有兩位心理醫生朱鴻儒和任正伽前往展開干預,還為一些嚴重應激反應患者進行了藥物治療。


      鄧紅的團隊還在北川培訓了一批當地的教師、醫生,讓他們能夠識別和干預基本心理問題,留下一支“永不撤離”的心理撫慰師隊伍。


      “汶川經驗”的勃勃生機


      汶川大地震讓心理干預走入了人們的視野,在其后發生的玉樹地震、蘆山地震、魯甸地震中,災后心理干預越來越及時,模式越來越規范,效果也越來越明顯。


      四川大學華西醫院黨委書記張偉說,汶川地震震后心理干預為災后應急心理干預積累了難得的經驗,尤其可貴的是,摸索出一套適合當地人的心理干預方法。當人們沉浸在悲痛中不知所措時,心理醫生組織大家一起織繡,乃至打麻將。這些活動幫助受災群眾釋放了情緒,心情逐漸平復,效果很好。


      蘆山震后,因為有了汶川的經驗,心理危機干預隊伍先對受災群眾進行拉網式排查,對家中有人員傷亡的重點人群及時干預,使得出現嚴重心理問題的案例明顯減少。


      在西華大學心理咨詢與治療專家吳薇莉看來,震后心理干預要分成不同的階段。震后一周主要是陪伴,不能急于干預和治療,很多時候就是一起聊天、活動;一周到一個月之間,需要對不同情況的人群進行分類,進行初步的PTSD(創傷后應激障礙)診斷;一個月之后,則要對重點人群進行專業的創傷治療,并依靠社區進行精神康復。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創傷地圖’和‘資源地圖’,我們要弄清楚他們的創傷來自何處,并調動起能讓他們感到積極力量的資源,幫助他們自我修復。”吳薇莉說。


      四川災后心理康復培訓與服務計劃香港駐成都項目統籌人高金英認為,震后心理干預需要多社會領域的協作,共同編織一張全覆蓋的心理“安全網”。比如,一些喪子的高齡媽媽重新懷孕時,除了需要心理疏導,也需要有人幫助她們聯系婦產科醫生、講解一些孕產知識,這也是讓其保持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


      地震使心理醫生的診療方式也發生了改變。鄧紅說,以前醫生們習慣于在辦公室里坐等病人上門,地震后,醫生開始主動深入災區、上門心理輔導。


      “持久戰”,10年僅是開始


      10年彈指間。廢墟消失不見,家園煥然一新。但是,平靜生活之下,深藏于人們心底的傷痛卻很難徹底消失。


      張偉認為,心理干預這場“持久戰”遠未結束。“災后心理干預應該從應急干預走向常態化。10年不是結束,而是新的開始。”


      “美國‘9·11’后的心理干預計劃為期20年。我們的災后心理干預也要實現常態化、長期化,包括在社區建立完善的心理干預網絡,及時干預各種心理問題。”張偉說。


      一些心理學專家表示,實現災后心理干預的常態化,還要注意培養當地的心理專業人才隊伍。吳薇莉說,國內外諸多災后心理援助實踐證明,重大災難后能不能建立起一支合格的當地心理援助隊伍,是心理干預成功與否的關鍵。


      經過4年多的持續工作與探索,吳薇莉的團隊幫助汶川震區建起了心理援助隊伍本土化培訓模式,形成一支基本層、骨干層及核心層層次齊全的地方心理援助工作團隊。


      在都江堰聚源中學,一套校園心理干預體系已經搭建完成。心理老師彭蘭說,現在學校每個年級都開設了心理課程,還設立了專門的心理咨詢室,配備了專職老師。


      “心理干預需要從治療轉向預防,而學校是一個非常適合進行主動預防的場所。”彭蘭說。


      社會


      10  “綠化斷帶”,斷了誰的路


      太行山是華北平原的重要生態屏障和水源涵養地。半月談記者走訪太行山河北沿線發現,經過幾十年治理,太行山森林植被得到恢復,生態和經濟效益初顯。不過,太行山綠化進入“啃硬骨頭”階段,尤其是淺山丘陵區的“綠化斷帶”已成為太行山生態建設最薄弱區域。


      三十載綠化效應初顯


      河北境內的太行山南北長471公里,涵蓋張家口、保定、石家莊、邢臺、邯鄲5市,對華北平原水源涵養、防風固沙、生物多樣性保護等具有重要作用。


      從1986年開始,河北實施太行山綠化工程,堅持人工造林、飛播造林和封山育林相結合,探索適宜地方的山區治理路徑。


      2016年初,河北啟動實施太行山綠化3年攻堅行動,提出2016年至2018年,在太行山區造林綠化780萬畝。


      如今,河北太行山形成了白石山、駝梁、五岳寨、嶂石巖、前南峪等著名景區,生態效益顯現。其中,前南峪植被覆蓋率、林木覆蓋率達90%以上,被稱為“太行山最綠的地方”。


      近年來,河北還將太行山綠化與扶貧開發、美麗鄉村、現代農業園區等建設相結合,探索出太行山區開發治理的新路子。比如邢臺市以經濟溝為基礎,實施連片開發、規模推進,已建設50多個生態示范區,總面積110多萬畝。邢臺深山區群眾人均年收入達2萬多元,林果收入占到總收入的70%以上。


      半月談記者沿涉縣正在打造的一條鄉村旅游路走訪,到處可見栽植樹苗的人們。涉縣森林公安局局長李彥東說:“我們的規劃是‘多彩造林、四季有景’。”


      “綠化斷帶”問題凸顯


      經過多年治理,河北段太行山脈中基礎條件較好的宜林地已基本綠化,剩下的多為難啃的“硬骨頭”,尤其是部分區域還形成了“綠化斷帶”。


      半月談記者沿太行山在石家莊、邢臺、保定等地走訪發現,這些區域的淺山丘陵地帶山體貧瘠,少見樹木。而且,經過幾十年露天礦山開采,山體已滿目瘡痍。


      在邢臺縣的淺山丘陵區,就有一條長51公里、寬18公里的“綠化斷帶”。半月談記者了解到,在對關閉礦山進行修復的同時,邢臺縣近年來重點加強淺山丘陵區綠化,已完成造林13萬畝、植樹880萬株。


      涉縣太行山區域也有20多萬畝裸巖區。2010年起,該縣在西崗山開展裸巖區造林試驗,到今年底將實現9000畝綠化,目前苗木成活率達98%。“可以說是在石頭旮旯里種樹。”


      山場負責人楊喜慶說,在這里種樹,先得鑿石挖坑,用石塊壘成坑穴,然后背土上山,再放土栽樹。別處樹苗澆五六次水就能成活,這里可能澆10次都活不了。到了冬天,坑體外還得再糊一層土,否則風太大,會把樹根凍壞了。


      由于治理難度大,目前太行山綠化成本很高。“按目前治理實際來看,挖一個坑需7元到10元錢,一畝地光是挖坑錢就要1000元左右。”邯鄲市林業局造林綠化管理處王興昀說。


      資金和配套設施要加強


      基層工作人員反映,在當前太行山綠化工作中,一些矛盾很突出。


      綠化任務重,資金缺口大是當前綠化工作的首要矛盾。一位基層林業局工作人員告訴半月談記者,該縣今年要完成白洋淀上游涵養林建設4萬畝的任務,但國家按每畝500元補助,遠遠滿足不了按高標準造林來測算的每畝約5000元的實際造林成本,資金缺口非常大。縣里計劃從銀行貸款8000萬元,恐又造成新一輪政府舉債。


      基層林業工作者反映,當前太行山治理人工造林是補貼性項目,實際補貼很低,導致后期管護跟不上,容易出現“年年種樹不見樹”現象。


      雖然國家鼓勵林業投融資,但每年分到各地的任務規模較小,很難有效撬動社會資本,已投入的資金幾乎是“撒了胡椒面”。


      同時,從“綠水青山”到“金山銀山”還需打通最后一公里。


      一些基層干部反映,林業投資生產經營周期長、見效慢,一般需5年到7年才能初見效益,而生態造林更多為生態價值,基本沒有經濟效益,影響了社會資本進行山區開發治理的積極性。


      “國家對大戶造林進行補貼,生態林每畝200元、經濟林100元、林下中藥材100元,補貼強度小,而且要求10年內不準主伐,導致很多大戶造林積極性低。”王興昀說。


      為此,基層建議,在太行山綠化治理中,應加大單位投資力度,出臺政策鼓勵支持大戶造林,并加強水、電、路等基礎設施配套建設。財經


      11  少年養生、潮男消費:消費多維化悄然改變生活


      近年來,我國經濟結構出現重大變革,同時,“買體驗,而不是東西”等諸多新消費理念也在悄然改變大眾日常消費模式,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力量。


      消費新變局


      用有限的資金,盡可能購置生活必需品,這一切僅僅是三四十年前的事,對今天的不少國人來說,溫飽需求已漸成歷史,取而代之的是多維消費潮流的悄然興起。


      從生存型消費向健康休閑型消費轉變。曾經,“保溫杯+枸杞”是中老年人的養生標簽,而今“少年養生”后來居上。半月談記者在江蘇采訪發現,年輕人吃飯時,點沙拉的人越來越多;在一些主打養生粥的餐館中,年輕人成為消費主體。


      在南京某傳播公司上班的80后范青說,專業級、大師級照相機在攝影愛好者中熱賣,運動健身和烹飪類應用在手機上擁有高達八九百萬的活躍用戶數量,說明越來越多人愿意花錢提升自己的文化休閑和愛好水平。


      江蘇省商務廳副廳長孫津認為,我國新一輪消費升級正經歷“量變”到“質變”過程,生存類消費占比逐漸下降,發展類消費占比不斷上升,人們更愿意為健康、娛樂付出相應溢價,教育、醫療、文娛等成為消費熱點。


      從跟風型消費向個性體驗型消費轉變。隨著收入提高和自我意識覺醒,我國消費者不再滿足于傳統的從眾式消費,更樂于追求標新立異的個性化體驗,并敢于嘗新、換新和超前消費。數據顯示, 中國赴日游客“集中購買特定商品的傾向漸漸消失”。


      根據胡潤“中國高端旅游”報告,2015到2017年間,日本韓國等傳統旅游目的地受歡迎程度從58%下降到36%;而非洲、南北極和中東等更加新奇特和個性化的異域旅游,歡迎程度則從個位數提升到20%左右。


      蘇州一位30歲白領告訴半月談記者,她每年在油畫課程、滑雪旅行、劇院演出和購買烘焙原料等工作之余興趣愛好上的支出近3.5萬元。“對體驗和技能的期待沒有止境,在不斷學習、創造和堅持的同時,完成購買和消費活動。”


      從群體型消費向部落型消費轉變。伴隨人口結構和社會變化,我國當前出現越來越多新的細分消費族群:單身族增多,“一人經濟學”催生了單人KTV、餐廳單人座位、小型冰箱等一系列商機;現在的老年人更愿意走出家門、追求更豐富多彩的晚年生活,“銀發族群”在旅游、興趣愛好和體育鍛煉偏好方面,比老一輩高出十幾到二十多個百分點。


      那些出生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男性們,則更關注自身形象,更愿意花錢打理自己的衣著和發型,并習慣于出入健身會所和各種俱樂部。數據顯示,“潮男消費”增幅明顯。


      社會新變遷


      在有了一定物質基礎后,有限的資金是用來購買名牌包包、最新款手機,還是去周游世界,學一門一直想學的技藝,亦或欣賞一次頂級芭蕾舞或歌劇表演?消費者不同選擇的背后,反映出社會結構、經濟水平和文化心理的深刻巨變。


      “收入驅動,中等收入群體崛起,加之人們自我個性得到解放,這是新消費形成的首要動因。”南京大學教授劉志彪說。


      “人們為什么喜歡看電影?看電影是一種情感修復;旅行是什么?旅行是一種心理補償,是一種開闊眼界的方式;購物又是什么?購物是一種情緒發泄。”分眾傳媒創始人兼董事長江南春認為,消費多維趨勢與民眾心理需求密切相關。他說,“現代人愛美、愛玩、愛健康;怕老、怕死、怕孤獨,消費的心理補償比實際功能更重要。”


      一些有商業頭腦的人甚至在地域偏遠、環境艱苦的地區開辦意志訓練課程,不少人情愿付高昂學費“找罪受”,確保自己能接受格外艱辛的歷險挑戰,以備能在各種險要情況下幸存。這一消費潮流印證了這句話:體驗和經歷能融入我們的生命歷程,而商品則永遠不可能。


      技術的驅動和場景的顛覆,亦是新消費崛起的重要推手。隨著消費者基本需求得到滿足以及市場蓬勃發展,一些知名度高的大品牌已經不足以成為產品熱賣的保證,更多小眾品牌憑借炫酷的技術在細分領域后來居上。如生產無屏電視的極米科技短短4年左右,年銷售額便超過10億元;無人酒店的出現,則把住宿行業帶進共享3.0時代。《2018新消費崛起趨勢白皮書》指出,未來5年無人零售商店將會迎來發展紅利期,2020年預計增長率可達281.3%,至2022年市場交易額將超1.8萬億元。


      與此同時,與傳統意義上的“消費升級”相對應,“消費降級”開始出現,諸多國際奢侈品牌的盈利水平開始下降。


      隨著85后和90后在主流電商消費群體中的崛起,新一代的消費者更加自信,不再需要品牌本身來證明自己消費水平的提升。一方面,共享經濟的到來,讓很多人可以從共享經濟中節約日常生活開支;另一方面,去品牌化到來,消費者不再愿意為品牌支付高溢價,而開始看重在保證商品品質基礎上的性價比。


      民眾新期待


      消費升級的大趨勢是毋庸置疑的,但在特定情境下的消費降級肯定也是存在的。而應對消費降級的降維打擊,企業和商家應該做些什么呢?專家指出,唯一的選擇就是要堅持做正確的事情,比如確保品質、好的購物體驗,積累用戶口碑。在互聯網時代,消費者更為信賴同為消費者的口碑,傳統的廣告轟炸和洗腦恐怕不行了。


      經濟快速發展,消費者的自我認同、價值觀及生活和消費習慣,都正呈現出不同于以往的新動態。洞察民眾需求新變化,探尋新業態新模式,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仍然“路漫漫其修遠兮”。


      目前,我國消費結構升級加快與有效供給不足矛盾依然突出,未來仍要在提高制造業水平、激發民間投資活力、凈化市場環境等方面進一步發力。


      多位受訪消費者建議,相關部門要加強市場監管,減少假冒偽劣產品。他們認為,亟待提升監管意識與監管能力、水平,創新監管方式、方法,保障市場公平競爭;對一些重點消費行業與領域,實施分類監管、集成監管、風險監管等,實現多元化、動態化監管,完善市場監管體系,規范市場經濟秩序,減少假冒偽劣產品對消費市場的沖擊,推動高品質產品和服務有效供給。


      12  利潤薄如紙,愛拼才會贏


      原材料漲價、勞動力漲價,產品價格卻持續走低。半月談記者連日來在福建沿海多地調研走訪發現,盡管一些企業今年開局良好,訂單同比翻倍,但利潤長期維持低位。一些地方“開廠不如炒房”等觀念嚴重影響實體經濟信心。面對兩頭擠壓造成的盈利之困,實體經濟轉型升級面對哪些難題?依靠什么才能贏?


      訂單暖融融,閥門論斤賣:開廠不如炒房?


      春到東南,福建泉州、漳州、莆田等地的工業園區里,貨車往來穿梭,已是一片忙碌景象。多家制造業企業負責人表示,2017年下半年以來,經濟持續向好,訂單增長明顯。福建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漳州市委書記檀云坤介紹,為了趕訂單,漳州有61家規模工業企業春節“輪休不放假”。


      “企業今年的訂單同比翻倍,開局形勢喜人,已經排到6月份,預計還會增加。”漳州大通互惠公司轟鳴的車間里,總經理李建國告訴半月談記者,他們正加足馬力生產。


      訂單普遍回暖,但產品利潤讓人高興不起來。“原材料漲價、勞動力漲價,產品價格卻提不上去。”福建莆聯木業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陳永清說,滿打滿算才有5%的利潤空間。


      位于漳州長泰縣的立達信是全國最大的光電照明出口企業,公司副總經理陳新興介紹,企業去年的利潤率才4%左右,預計行業利潤率還會長期維持在低位。


      “全國閥門企業在4000家以上,競爭異常激烈。”李建國說,普通閥門幾乎沒有利潤,甚至論公斤賣,一些中小企業舉步維艱。


      多位企業負責人表示,制造業先期投入大、投資周期長、利潤薄,有企業已開始轉型做房地產。漳州一家制造業企業兩年前就開始試水高端房地產項目。


      機器換人,數據連接:強筋健骨脫困境


      半月談記者走訪看到,智能化生產、精益化管理、重科技研發正在成為沿海制造企業擺脫困境,打開更大發展空間的共有舉措。


      漳州宏發集團從2010年開始就進行機器換人的步伐,自主研發自動化設備,生產效益提升明顯。以前一條生產線要100多人,現在只要5個人。“目前我們人均效率58萬元,遠高于行業平均水平20多萬元,但離世界最高水平80萬元還有一定差距。”公司副總經理陳水仙說。


      不少企業通過互聯網與物聯網深度融合,提升管理水平,壓縮成本。“宜家是我們的重要客戶,它的數據跟我們是連接的。我們可以根據美國某家店的銷售數據提前預判,主動組織生產,可能它下單的時候,我們已經生產了一半了。”陳新興說。


      科技研發成為走出微利的制勝法寶。漳州雅寶電子是全國最大的合金型溫度保險絲制造商,公司通過技術研發向高端產品轉型,去年產值2.2億元,比前年增長50%以上,憑借可靠的質量和性價比優勢將多家國外廠商擠出市場。


      大通互惠自主研發的超低溫閥門在零下196攝氏度依舊開關自如,被廣泛應用于LNG項目等,閥門單價高達285萬元,成為企業盈利主打產品。


      產能過剩競爭慘烈,未來道阻且長


      受產能過剩、資金瓶頸、招工困難、科技創新難和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等影響,企業對未來謹慎樂觀。


      陳新興說,光電行業產能過剩,競爭激烈,全國有一萬多家企業,去年有上千家企業倒閉,行業形勢不容樂觀。為此,立達信不得不放棄拉美等一些利潤率低的市場,產品結構也向能保利潤的方向轉。


      在經濟下行壓力下,一些銀行斷貸、抽貸幾乎成為壓垮傳統制造業的“最后一根稻草”。福安市船舶行業協會秘書長林瑞金說,預計造船業明年將明顯回暖,但只有那些質量好、技術好的船企才能贏得生機。


      招工難、尤其缺少技術工人,依然是企業面臨的普遍難題。泉州市石獅鵬泰服飾公司人力中心主管趙文宏說,目前一線生產工人年齡都在35歲以上,90后工人幾乎沒有。“用工難度一年比一年大,校企合作、老員工帶人,能想的辦法都想了,但在招工市場來應聘的還沒有企業的招聘人員多。”


      陳水仙等人均表示,雖然國內廠商在一些細分領域將國外大廠“擠”出市場,但一些是對方主動放棄的利潤較低的低端市場,在精密電子領域,由于技術沉淀不足,國內廠商還無法與之抗衡。“雖然我們在規模上做到了世界第一,但質量上還需努力。我們也嘗試通過收購公司來進行技術突破,但效果不理想。”陳水仙說。


      另外,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國際市場的不穩定性增加,使得企業經營風險累積。李建國說,大通互惠的產品有20%銷往美國,如果美國增加關稅,企業利潤將進一步壓縮,公司正考慮到第三國注冊公司再出口到美國和歐洲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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