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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半月談第8期_半月談2018第8期文章匯總
    http://www.iranairiatravel.com/       2019-01-03      來源:半月談網
    【字體: 】              

      點此下載半月談2018年第8期精選文章匯總(打印版)


      《半月談》是黨政機關公務員必備的閱讀學習刊物之一,也是考公務員申論備考非常好的資料。


      下面是網頁閱讀版:

     

      半月評論


      1  須突破利益固化藩籬


      4月1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開幕式上表示,在新時代,中國人民將繼續自強不息、自我革新,堅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逢山開路,遇水架橋,敢于向頑瘴痼疾開刀,勇于突破利益固化藩籬,將改革進行到底。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3月28日召開的第一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亦指出,全面深化改革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改革將進一步觸及深層次利益格局的調整和制度體系的變革,改革的復雜性、敏感性、艱巨性更加突出。


      何謂“利益固化藩籬”?簡而言之,就是某些既得利益者,為保障已有的利益好處,并使其具有持久性和延續性而設置的屏障壁壘。既得利益的獲取往往來自于公共權力的運用,或者說是來自某些具有自然壟斷性的行業和機構。利益主體為維持其所得利益的持久性和延續性,往往程度不一地反對改革、阻礙改革,千方百計拖延改革。既有的體制機制成為既得利益者的“保護傘”和“護身符”,而這些既得利益者往往是現有體制機制的設計者和構建者。也就是說,如果要打破既有的利益格局,就必須改革利益者本身,就必須從現有“蛋糕”中切分出一部分來與既得利益者之外的人共享,這無疑相當于“割自己的肉”,這個特點決定了改革的難度必然大乎想象。


      利益固化藩籬作為一種體制機制上的頑瘴痼疾,作為一種改革歷史上遺留下來的現實難題,已廣泛滲透并存在于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行業之間、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之間、不同社會群體之間,成為橫亙在改革路上的險灘路障。比如,妨礙投資積極性的各種審批制度、挫傷創新創業的各種不合理規定條款、阻礙司法公正的各種法文條例等。調查研究表明:不少群眾反映,中央改革力度確實很大,但他們實實在在獲得的改革紅利還不顯著。中央層面對改革的決心大、動作大,但一些部門和地區還或多或少存在著對改革擔心多、動作小、跟進不力等現象。


      與此同時,在改革進程中,流于形式、敷衍了事、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等問題依然比較突出。比如,在行政審批體制改革領域,一些部門和地區將“含金量”低的事項取消和下放,對那些真正“含金量”高的審批事項卻抱著不放。還有的只是提出取消和下放一些行政審批事項的總量,僅滿足于召開會議、下發會議紀要等方式來“落實”,使理應扎扎實實落到實處的改革舉措流于形式,既有的利益格局難以被打破。


      當前,改革已經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觸及利益比觸及靈魂更難。無可置疑,要對既得利益群體有清醒的認識和足夠的估計。既得利益群體絕不會輕易做出妥協,其反彈是必然的甚至是劇烈的,我們必須以更大的政治智慧和勇氣全面深化改革,打好攻堅戰。


      破除利益固化藩籬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讓全體人民有更多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我們要從人民的利益、國家的利益、長遠的利益出發,克服地區利益保護主義,形成全國一體的競爭市場,解決城鄉和區域利益固化問題。改革不僅要激發活力,更重要的是讓人民群眾普遍過上幸福生活,著力解決好百姓最關心的問題和難題,以此增強民眾對改革的認同感和參與度。“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發展理念,應該成為當下破除利益固化藩籬必須堅持的改革觀。


      破除利益固化藩籬必須全面整頓黨風政風和規范政府職能。要真正做到把權力關在籠子里,把利益規范在制度里,把資本約束在善治和市場競爭中。還要處理好政府、市場和社會的關系,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清理壓減行政審批事項,切實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清除一切阻礙合理競爭的市場壁壘,糾正部門利益、地方利益、行業利益、階層利益對公共利益的侵害,調動社會各方面力量參與社會治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破除利益固化藩籬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動真碰硬,推進每項改革落地生根。領導干部要做解放思想的表率,要有自我革新的勇氣和胸懷,跳出條條框框的限制,正確對待利益格局調整,堅決克服地方和部門利益的掣肘,敢于啃硬骨頭,大膽試、大膽闖,堅決破、堅決改。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進程中,要求每一項改革都應該是一個包括“計劃、執行、檢查、改善”在內的完整、閉合的回路,而每一個改革的回路又將更好地推動下一個改革回路的運行。必須用好督查這根“指揮棒”,堅持改革推進到哪里,督查就跟進到哪里,打通改革落實“最后一公里”。


      半月話題


      2  個稅改革體現了怎樣的政策取向?


      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增加子女教育、大病醫療等專項費用扣除,合理減負,鼓勵人民群眾通過勞動增加收入,邁向富裕。”


      財政部相關負責人近期表示,今年將改革個人所得稅制度,根據居民生活消費水平變化,合理提高基本減除費用標準,增加子女教育、大病醫療等專項費用扣除;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優化稅率結構,完善稅前扣除,規范和強化稅基。可以預見,未來個人所得稅改革將遵循法治取向、民生取向、公平和效率兼顧取向。


      個人所得稅改革必須堅持法治取向。落實稅收法定原則是我國稅收法治化的基本要求,也是稅制改革的方向。個人所得稅作為涉及職工最廣的一個稅種,百姓對改革動向極其關心。當前,無論是基于經濟發展導致公民收入水平的變化,還是收入分配調節的需要,抑或出于穩定稅基稅負的要求,都迫切需要加快個人所得稅法修訂工作。相關部門將個人所得稅法(修訂)等多項法律法規列入2018年立法工作安排,力爭年內完成起草工作,及時上報國務院,就是用法律的剛性完善稅基,穩定稅負。


      個人所得稅改革必須堅持民生取向,即要改善人民生活,讓工薪階層能夠通過勞動改善生活。個人所得稅改革要以民生為重心,以廣大人民群眾的美好生活愿景為出發點,讓利于民、減負于民、藏富于民。從改革的基本思路看,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增加扣除項目都是減輕納稅人稅收負擔的有力手段,是眾望所歸的改革方向。


      現在的起征點設置,在納稅的時候不考慮你是誰、不考慮你家里有多少人,也不考慮你家里有沒有病人,有沒有教育、房貸等負擔,一定程度上存在“一刀切”的傾向。這次政府工作報告在談到提高起征點的同時,提到“增加子女教育、大病醫療等專項費用扣除”,意味著個稅征收將因人而異,這將有效提高群眾的實際收入,提升家庭和個人購買力,激發市場活力,提高群眾獲得感和幸福指數。


      個人所得稅改革必須兼顧公平和效率。1981年,我國開征個人所得稅,征收內容主要包括工資、薪金所得、經營所得以及其他收入和報酬。個人所得稅是增值稅、消費稅、企業所得稅之后的國內第四大稅種。據統計,2018年1至2月,個人所得稅收入2841億元,占稅收收入比重為7.8%。


      目前,公民收入包括勞動所得、生產經營所得、資本所得等方面。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職工收入水平的提高,民眾收入方式的多元化,個人所得稅的調節收入分配的功能逐漸弱化,甚至出現“逆調節”現象,實際運行中往往變成了“工薪稅”。正如一些網友所言,我國個稅針對工薪階層征稅較充分,一些真正的有錢人稅收負擔相對較輕;個稅按月繳稅,而非按年匯總納稅,使得工作周期性強的從業人員稅負較重,比如幾個月沒有收入,但下個月有好幾萬元入賬,個稅比例就會相對畸高;個稅不是以家庭為單位,也存在計稅不公平的問題……


      因此,個人所得稅改革,要綜合考慮不同地域、不同收入來源、不同收入水平、不同家庭負擔等群體利益平衡。征收起點(或者征收基數)要根據經濟發展收入和價格水平,建立動態調整機制,分類區別綜合計征。要以家庭為申報主體和征收單元,充分考慮家庭必要開支、基本開支和特殊開支,在保證不明顯影響人民生活水平的情況下,合理確定扣除項目和扣除明細,科學計征個人所得稅。


      半月專題


      3  制造強國之問:今天誰來當工人?


      編者按:工人強則制造業強,制造業強則國強!數據顯示,我國目前總就業人口為7.76億人,其中技術工人有1.65億,約占21%,而其中高技能人才4700萬人,僅占就業人口的6%。


      “中國制造2025”需要更多本領高強的技術工人支撐,呼喚更多大國工匠。但現實情況是,在不少工業企業,普通工人境遇不佳,收入低、待遇低、尊榮感低、存在感低。“四低”痛點使年輕人不愿接力選擇工人職業,跳槽離職現象和技術傳承斷層現象嚴重。


      今天誰來當工人?這是工人之問,更是國家制造業發展之問。


      工人曾經是全國人民羨慕的行業。


      但從上個世紀90年代末開始,社會上許多人對當工人漸漸失去興趣,現在許多工廠更是出現了招工難。


      有些職業院校、大中專畢業的學生,寧可在社會上飄著,也不愿意進工廠當工人。


      甚至有些大中專學生進工廠當了工人,也不愿意讓親戚朋友知道自己在工廠上班。


      4  他們為什么不愿當工人?


      乏味無趣


      我國擁有一支廣泛的技術工人隊伍,非高技能工人占據了技術工人中大部分的比例。隨著我國經濟的日益發展,工業尤其是制造業越來越需要一支高素質技能人才隊伍。


      然而,半月談記者在一些省份采訪發現,工作單調乏味、生活條件差等問題,讓不少人特別是年輕人選擇了不當工人。


      “難道我就要在這三點一線的生活中度過一輩子嗎?”今年20多歲的孫文靜在深圳一家工廠上班,工廠、食堂、宿舍“三點一線”的生活讓她覺得非常無趣。“工廠里面就這樣,打工無非就是混時間,攢一點錢,然后自己出去做點小生意。”孫文靜說,在廠里從一線普工做到管理層很難,晉升需要相關的學歷和人脈關系。


      南京科技職業學院大三的學生夏鵬說,他去年在一家外資化工企業的生產車間實習,原本期待能在實習中增加經驗,到工廠后卻發現,工廠生產線的自動化程度很高,每天的工作只是看著生產線上的機器運轉,偶爾做一些搬運的體力活兒。而且,許多核心技術來自國外,由核心團隊掌握。


      “工廠需要的是勞動力,不是技術工人。”夏鵬的專業是機電一體化技術,在工廠里用不到太多的專業知識,也接觸不到核心技術,就算正式入職后,職位晉升的前景也不明朗。看著身邊的同學都在公司做銷售或自己創業,夏鵬覺得在工廠工作,社會價值不高,還經常要倒白班和夜班。最終,在實習結束后,夏鵬選擇了離開。


      長沙市電子工業學校教師柳進兵說,現在的學生大都是90后,家庭情況整體比以前好,對生活有追求,有些企業沒有綠化、空調,住宿條件不好,沒有熱水器等,都讓學生不滿意,從而不停地換工作。


      不體面不光榮


      半月談記者在多省市采訪發現,現階段我國技術工人的收入水平偏低。在一般企業,工人工資大多在2000多元到3000多元。在企業干了20多年到30年的老工人,工資也就4000多元到5000元之間。這樣的工資水平,在今天的房價、物價、教育、醫療等成本較高的情況下,生活已是捉襟見肘,更談不上體面生活了。


      “工人的社會地位和待遇偏低,導致年輕人選擇其他謀生手段,不去學技術。”從業20多年的中車齊齊哈爾車輛有限公司貨車分廠電焊工張敬華告訴半月談記者,“現在我們國家高技能人才緊缺,且老齡化趨勢嚴重,呈現斷層現象。在東北老工業基地甚至存在老一輩高技能人才想要把絕技訣竅傳承下去,卻找不到好徒弟的現象。”


      受訪專家表示,我國目前的教育體制重學歷,輕技能;企業重管理,輕技能。一些企業只考慮眼前利益,對職工教育投資和技能培訓力度不夠,致使我國技術人才后備力量斷層。


      也有些企業對政府重視高技能人才的執行力不夠,無法切實解決實質性問題。


      “現在90后乃至00后大專生對職業的選擇更加多元。”南京科技職業學院電氣與控制學院辦公室主任王蓉說,隨著“雙創”逐漸成為一種新的校園文化,學生的就業渠道更加豐富,在選擇職業時更加注重個人價值的實現,更喜歡從事有挑戰性的工作。


      同時,由于自動化水平的提高,現在許多工廠的一線崗位對工人的技術能力并沒有非常高的要求。對于大專生來講,不能發揮專業專長,而工廠也不愿意提高這些崗位的薪酬水平,因此人員流失成為一種常態。


      王蓉與許多畢業的學生都保持著聯系,不少學生在離開工廠后,選擇到企業從事銷售等工作,也有不少選擇參軍或者繼續深造。“比起在工廠,這些就業方式更能讓學生獲得自我價值認同。”


      發展空間窄


      高級技術工人的培養周期長,而現有的工人上升機制不夠健全,無形中制約了一些年輕工人的積極性。


      “現在高技能人才年齡偏大,基本在40歲以上。”大慶油田第四采油廠第一油礦北三采油隊采油地質工孫雨飛說,“一個初級工成長為高級技師最快需要12年時間,而大學生畢業進入企業兩三年,還不具備相應的工作能力,卻能晉級工程師。”


      孫雨飛舉例說:“去年公司內有一個年輕人在全國技能比賽中獲得第3名,可回到單位還是初級工,這就削弱了年輕人的積極性。”


      哈爾濱電氣集團人力資源部相關負責人表示,工人職業存在社會地位不高、發展方向比較單一、勞動強度大、工作環境艱苦等問題,而且很多年輕人認為工人的工作環境和工作安全等不是很有保障。


      這影響了年輕人的職業選擇,后備力量缺乏。目前有的下屬公司一線崗位人員年齡結構偏大,許多生產崗位人員結構嚴重不合理,退休年齡段集中,技能傳承、技術工人斷檔風險日趨嚴重。


      隨著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發展,各類企業特別是工業類企業對高技能人才需求量急劇增加。從市場供求看,近幾年人才市場上,技術工人的求人倍率一直保持在1.5以上,高級技工的求人倍率甚至達到2以上的水平,供需矛盾非常突出。


      “中國制造以質取勝的發展道路僅僅開了個好頭,前方任重道遠。”在今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田浩榮呼吁,“建設一支一流的技術工人隊伍,需要讓更多的工人能靜下心來,干好自己的本職工作,在平凡的工作崗位上發揮聰明才智,把技術工作干到極致,成為一個個稱職的工匠。”


      5  新時代呼喚擦亮工匠精神


      隨著我國經濟快速發展和產業轉型升級步伐的加快,技術工人數量短缺和結構性問題日益突出,亟須提高工人群體待遇、地位和職業榮譽感,讓一線勞動者更體面,更有尊嚴。


      最近,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提高技術工人待遇的意見》,為大國工匠送來政策春風。專家呼吁,加快完善配套措施綜合施策,發揮政策的長期激勵導向和保障作用,讓技術工人有臉面,有身份,造就更多優秀的大國工匠。


      提高待遇,讓技術工人共享幸福生活


      實施工資激勵計劃,提高技術工人收入水平,成為一線工人們的熱切期盼。對此,兩辦《意見》強調,指導企業深化工資分配制度改革,鼓勵企業在工資結構中設置體現技術技能價值的工資單元,或對關鍵技術崗位、關鍵工序和緊缺急需的技術工人實行協議工資、項目工資、年薪制等分配形式,提高技術工人工資待遇。


      “提高工人待遇,無疑是解決工人后顧之憂的根本辦法。” 哈電集團鍋爐公司相關負責人表示,哈鍋建立了高技能人才培訓、使用、待遇一體化的考核評價體系,對高技能人才給予特殊待遇,高級技師、技師和專業科技人員享受同等待遇,每月給予400元~600元的知識技能補貼,激發技能工人比、學、趕、超的積極性。


      在廣州天天洗衣公司,員工都享受包吃包住的待遇。普通員工4人住一室一衛一廚的標準間,班組長和洗衣師等級2人住一室一衛一廚的標準間,主管和技師等級的單獨住一室一衛一廚的標準間,廠長以上住一室一廳一衛一廚的標準房,夫妻雙方在公司工作并且符合條件的住一室一衛一廚的標準間。“解決員工的基本生活問題不僅是企業吸引力的一部分,還能讓員工在生活中少費一些精力,在工作中多投入一些精力,為企業多創造效益。”該公司的相關負責人表示。


      提高技術工人收入水平,是否會加重企業負擔?海南大運河地產有限公司負責人表示,技術工人是企業的財富,提高待遇會激發其創造性和開展工作的主觀能動性,這可以為企業創造更好的效益。


      “對于企業來講,還需完善基于崗位價值、能力素質、業績貢獻的工資分配機制,強化收入分配的技能價值激勵導向,通過工人技能水平的提升帶來企業經濟效益的提升。”海南大學教授王毅武說,國家還需加大對一線技能人才培養的資金投入,盡快出臺一些扶持激勵政策,以有效提高技術工人的技能水平和實際收入,滿足他們的基本生活需求,使其沒有后顧之憂。


      營造氛圍,讓技術工人感受職業榮光


      “街上那些漂亮的摩托車里就有我的簽名!”電視節目中,哈雷戴維森工廠的一位裝配工自豪地告訴兒子。“我們中國的工匠也應該有這種榮譽感,社會需要給予技術人才更多尊重與重視!”一位看過《大國工匠》的網友曾如是感慨。


      現年55歲的孔建偉是一名“鋼鐵裁縫”,從事焊工已經36年,從一名普通的焊工一步步成長為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獲得“全國勞動模范”光榮稱號的全國技術能手。孔建偉告訴半月談記者,工人職業榮譽感、自豪感、獲得感是激發工人創造性的精神動力。


      “由于普遍缺少存在感,技能傳承、技術工人斷檔風險日趨嚴重。”哈爾濱電氣集團人力資源部相關負責人建議,社會媒體多宣傳勞模、先進人物的事跡,少宣傳一些所謂明星、小鮮肉的娛樂新聞,提高工人的社會地位,使“工人老大哥”能夠像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那樣立足于當今社會,沒有自卑,只有自豪。


      網民“迥兒的圍脖”說,“勞動最光榮”在任何時候都不過時,尤其是在鼓勵創新的時代,每一個勞動者都應該受到尊重,每一位技術工人都能夠從勞動中感受幸福,感受到職業榮光,感受到社會的尊重。新時代屬于每一個人,同樣屬于不斷前行的技術工人。


      為此,兩辦《意見》提出,做好“五一”國際勞動節、世界青年技能日、職業教育活動周、高技能人才評選表彰等集中宣傳工作,繼續辦好“技能中國行”、“中國大能手”等品牌活動和“大國工匠”系列專題宣傳,營造勞動光榮、技能寶貴、創造偉大的社會氛圍,使技術工人獲得更多職業榮譽感,不斷提高技術工人社會地位。


      晉升激勵,讓技術工人有發展預期


      “文件是一個指導性意見,并不是強制性的要求。”王毅武認為,改變工人的境遇,單靠一份兩辦《意見》文件是不夠的,還需加快完善配套措施綜合施策,發揮政策的長期激勵導向和保障作用。


      利用勞動和技能競賽往往可以發現培養更多高技能的領軍人才。哈鍋通過開展各種競賽、比武等活動,選拔優秀人才進行重點培養,鼓勵工人不斷進步,實現一專多能。兩年一屆的哈鍋技術比武運動會已連續舉辦了22屆,涌現了一大批優秀技能人才。


      當前,應加強終身職業技能培訓,推進校企合作培養技術工人。全國已經建立國家級技能大師工作室590多個,每年都要建一批。中車齊齊哈爾車輛有限公司貨車分廠電焊工張敬華說,可以將拔尖的高技能人才在保留原工資收入的待遇下,保送到大學進行本專業的再深造,打造頂級的專業人才。


      如何拓寬工人的發展空間?企業亟待建立技能員工晉升體系,探索建立從初級工、中級工、高級工、技師、高級技師、首席技師到技術專家的職工職業等級評聘體系和薪酬體系。由此,職業教育招生難就將被破解,一個尊重技工、爭當技工的氛圍才能逐漸形成。


      在天天洗衣公司,如果員工技術表現突出,并且有一定管理基礎,經過系統培訓和考核后能勝任管理崗位的,可晉升為儲備干部,進而暢通其晉升階梯:從班組長、副主管、主管、車間副主任、車間主任、副廠長、廠長等職務,直至總經理。


      6  平均年薪16萬!有“錢景”更有前景


      在港城寧波,擁有一身絕技,成為名聲赫赫的“首席工人”“行業老法師”,是非常榮耀的事,也是許多年輕人追求的人生目標。一度遭受冷遇的一線藍領、技術工人,已成為受寧波人推崇的熱門行當。


      掌握技能本領,擁有一技之長,讓寧波眾多普通工人獲得較寬裕的經濟收入,過上了體面自尊的生活。據了解,寧波現有一線技術工人的平均年薪可達16萬元左右,超出許多城市普通白領的水準。還有不少工人通過自己的技術特長,借助企業的股權、分紅等激勵獎勵機制,從往日普通的打工仔,搖身一變成了今天的拼股老板、合伙人。


      多樣化平臺讓技術工人有盼頭有奔頭


      寧波是中國制造2025第一個國家試點示范城市,擁有380萬一線產業工人。寧波市委常委、組織部部長、市人才辦主任鐘關華說:“一大批高素質、身懷絕技的技能工人的成長崛起,是寧波寶貴的人才資源,也是寧波制造業實體經濟能夠彎道超車、成功轉型,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秘密武器。”


      總投資達190億的大眾汽車寧波杭州灣新區二期項目,是大眾集團公司采用全球標準化工廠理念,設計建造的當今世界上最先進的整車生產基地。前不久,浙江省委常委、寧波市委書記鄭柵潔下基層調研,聽說這一重點項目因技術工人短缺面臨運行困難,立即布置給有關部門,希望能盡快解決。


      寧波市委組織部副部長、市人社局長陳瑜特地跑到工廠車間了解企業用人需求,分別與省內80余家大中專院校對接,并通過網絡招聘、專場招聘等方式,廣招對口技工。很快,應聘上崗的有500余人,年內可達1000人。許多從外地聞訊趕來應聘的員工說,市委領導這樣重視一線工人,我們也要為寧波長臉。


      寧波市總工會注重提高技術工人的技能、待遇,與科研機構、高校職校、大型企業聯手合作,構建多樣性、廣覆蓋、開放式的職工培訓體系,每年可完成10余萬名職工的輪訓培訓;出資2000萬元,設立港城工匠發展基金,用于一線優秀技術工人學歷技能提升的教育培訓補助。寧波還出臺國內第一部針對職業技術技能開發的地方性條例,推出了高技能人才崗位補貼等政策,把加強職工技能培訓提升到法律法規的高度。


      寧波中大力德智能傳動股份有限公司的萬亞勇,從一名普通的操作工逐漸成長為一名杰出的技術能手。近10年來,他取得了13項技術創新成果,為企業直接創造經濟效益500余萬元。


      誰是英雄,誰是人才,大賽場上見分曉。寧波市舉辦了不同類型的職業技能大賽,已先后培育各行各業優秀人才2500余名,授予“寧波首席工人”稱號620余人,“港城工匠”86人。


      3年前在寧波市職業技能大賽中脫穎而出的富邦電池有限公司電工班長裘久龍,設計出一種全新的智能型探測技術,可有效解決生產中缺料、堵塞、變形等難題,準確性達100%。現在,裘久龍已獲得發明專利4項、實用新技術專利10項,成為全國行業內小有名氣的“專利王”。


      尊一聲師傅,技藝絕活成了財富之源


      一年一度的寧波市“港城工匠”師徒結對儀式,近期在世界第一大港寧波港的現場舉行。叫一聲師傅,一束鮮花,一個畢恭畢敬的鞠躬,成為參加拜師活動的年輕人珍貴的人生記憶。


      寧波市總工會黨組書記、常務副主席王愛民說,拜師授徒是各個行業、行當學習傳承技藝的有效途徑,我們每年都舉行這樣隆重的拜師儀式,旨在弘揚倡導誠實勞動、認真學藝的良好風氣,讓擁有拿手絕活、經驗豐富的能工巧匠、能人高手、“老法師”,受到年輕人的追捧和全社會的尊重。


      為更好地發揮技術能手傳幫帶的作用,寧波市全面推進成立各級勞模創新工作室。寧波市首位摘取“中華技能大獎”的寧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機修工胡耀華,成立了以本人名字命名的勞模創新工作室,帶領工作室的小伙伴們一起研究探討,合力攻關技術難題,同行取經者紛至沓來。


      據介紹,寧波市已經建成各級勞模創新工作室186家,累計完成技術攻關357項,獲國家專利235個,直接產生經濟效益3.3億元。


      寧波市積極鼓勵一線員工為企業獻言獻策,出金點子。去年底,寧波福士汽車部件有限公司入職3年的職工墻鵬獲得公司獎勵汽車1輛。“我平時就愛琢磨一些細節,覺得生產線上工藝流程設計不太合理,便給管理部門寫信,建議有些工序可以精簡合并,沒想到公司很快就采納了,還給了我獎勵。”


      該公司負責人說,有技術有責任心的員工是企業最大的財富,目前我們獎勵職工的汽車已達368輛。


      寧波慈溪嘉利機械實業有限公司前些年出臺了一項政策,只要能夠精心保養維護好設備,圓滿完成生產任務,在一定期限以后,職工所操作的設備產權也歸本人所有。


      龐成相是第一批參與簽訂相關協議書的職工。他說,現在他使用的這臺車床已經歸他本人所有,企業使用設備需向他付錢租賃,每年可多增加收入3000多元。


      嘉利公司投資人陳百亨表示:“員工是企業發展的根本,我們一定要讓優秀技術骨干享受企業提供的終身保障。”


      工人“說話管用”


      來自安徽安慶的吳德芳,經老鄉介紹進入麥克英孚(寧波)嬰童用品有限公司,成了一線的操作工。吳德芳是有心人,經常向公司提出合理化建議,從普通工人逐漸成長為操作班長、車間主任,現在是公司一家分廠的業務負責人。他說,一名技術工人在寧波有著廣闊的職業成長空間,人生很有意義。


      寧波市總工會副主席陳堅軍介紹,總工會還推出了微信公眾號“甬工惠”,同市里各職能部門、社會團體一起,第一時間為職工幫困解難,目前粉絲已超過65萬人。


      作為寧波市總工會兼職副主席的范麗鋒,是從浙西大山中走出的農家子弟,先后獲得了浙江省首席技師、寧波市首席工人等稱號,所在公司的董事會還獎勵給他一部分公司股權。更令范麗鋒自豪的是,作為一線技術工人的代表,地方上經常邀請他參加重大決策、重要事項的討論,征求他對黨委政府工作的意見。


      范麗鋒回憶,去年底有一次在省里開會,剛好與寧波市長裘東耀在同一個小組,范麗鋒提到了自己電焊工的身份,提出應提高一線技術工人的待遇。裘市長深表贊同,說自己也干過電焊工,一線工人確實很辛苦。


      “我原以為裘市長也只是口頭表態而已,沒想到今年初地方政府就推出了高技能人才的獎勵政策,我一次性就拿到了6萬元補助。”范麗鋒說,“我們工人說話真的很管用。”


      半月調查


      7  “洗白”“黑評”,給錢就刷屏 是誰制造了謠言紛飛的“爆款輿情”


      樓市的“內幕消息”,英雄偉人的“隱秘舊史”,品牌企業的“商海奇談”,娛樂圈劇情狗血的明星“艷聞”,多年以后再生枝節的塵封舊案……


      有研究顯示,近30年來,人類生產的信息已超出過去5000年信息生產的總和。


      然而,與信息數量越來越不成正比的是,我們距離事實的真相越來越遠。


      新聞太多,真相不夠用;觀點太多,事實不夠用。在國家高度重視傳播手段創新、大力營造清朗網絡空間的今天,是誰制造了謠言紛飛的“爆款輿情”?又是什么堵塞了我們獲取信息的暢通渠道?


      過去“以訛傳訛”,現在“有利可圖”


      “西安市中心醫院:昨天凌晨二點二十三分,十三名男女生感染sk5病毒死亡,最大的32歲,最小的5歲,參與搶救的醫生已被隔離,中央一臺電視新聞己播岀,暫時別吃西瓜,目前廣西貴港已有13167個已感染。”


      這是近日在半月談記者的幾個微信群里流傳的一條消息。實際上,只需要在搜索引擎檢索核實一下,便知這是一條徹頭徹尾的謠言。


      在蘇州一家外企工作的80后“白領”黃健,每天都要收到10多條類似的分享信息,他下班以后的副業之一就是為身邊的長輩“辟謠”。


      “網絡新聞、朋友圈、公眾號,形形色色聳人聽聞的消息,令老人們分不清哪個是真,哪個是假,難免以訛傳訛。”黃健苦笑著說。


      2017年,一項由北京師范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共同承擔的研究顯示,網絡謠言以科學常識類與社會時政類為最多,且善于運用故事元素,情理交融,扯明星、蹭熱點,標題還常用“神秘”“真相”“揭秘”“震驚”等關鍵詞貼標簽。


      半月談記者在深圳等地調研發現,網絡謠言已開始呈現出一些明顯的新動向:越來越多的網絡謠言開始從單純的“以訛傳訛”朝著有組織、有預謀、有經濟利益訴求的方向轉變。


      來自深圳市網信辦的信息顯示,近期在深圳出現的網絡謠言中,有關房地產的謠言占據了相當一部分比例,這些謠言多為房地產相關人員故意炒作,意圖制造緊張情緒,從而影響市場行情,從中獲利。


      目前,類似“套路”已大行其道。深圳市網信辦的通報顯示,“深圳灣1號項目復式房屋1671㎡售價6.5億元”“柏瑞花園2000人排隊,隊伍長達3公里,3小時售罄”等近年來一系列“爆款輿情”大部分為炒作,已嚴重擾亂了房地產市場秩序。


      深圳市網信辦互聯網管理處相關負責人說,過去,網絡謠言往往是偶發的,很多時候是信息不對稱造成的以訛傳訛;現在,越來越多的謠言背后是經濟利益的驅動,造謠者利用人們的焦慮心理,將謠言與房地產、教育、醫療等關乎老百姓切身利益的熱點結合起來,謀取灰色利益。


      “既能發泄不滿,又能隨手賺錢”


      在經濟利益的裹挾和資本力量的推波助瀾下,虛假信息屢禁不止,網絡謠言加碼升級,甚至逐漸形成一條不為人知的規模化灰色產業鏈。


      據南京市公安局江寧分局網警大隊副大隊長、著名微博“江寧公安在線”管理員王海丁介紹,在娛樂圈、商界及部分行業中,同行、對手間競爭激烈,一些別有用心的機構和企業就試圖通過專業化團隊運作,改變信息的正確性,將網絡事件向利己方向引導,給競爭對手以打擊。


      “既能發泄不滿,又能隨手賺錢,的確是商機。”某“評論專員”說,這一行業俗稱“噴子”,文雅些的稱謂叫做“評論專員”“推廣專員”。


      “圈子里自成體系,雇主會尋找專業團隊,在新聞門戶、論壇和微博微信上,發帖、灌水、擴散,根據任務難易程度付費。”


      半月談記者調查發現,這些團隊鏈條緊密,運作專業。他們會盡量從始至終了解事件全貌,盡可能周全地分析原委,并根據雇主要求擬定相應的基礎模板或提綱,然后再根據傳播趨勢和熱度,掐準特定時間節點,有計劃地在各大平臺發布具有爭議性的評論。


      “只要給錢,無論是品牌洗白,還是藝人黑評,都照接不誤。”某專業輿情制造團隊負責人說。


      網民“微笑釣魚”認為,不少網絡傳聞看似有調查,有細節,筆法公正克制,但實則受利益驅動而張冠李戴,混淆視聽。


      一位基層民警介紹,他們在工作中發現,通常價錢高、老主顧的任務,會由團隊骨干成員主抓,收費在500~1000元不等;新客戶的,由一些有經驗的兼職人員承擔,新人配合,收費為300~500元;至于要求低、求沖量的任務,一般會交給新人當做練手,收費為每10條評論百元上下。


      “2016年底,某知名品牌的商業事件中,客戶曾委托黑公關聯系了10余家上規模的"噴子"機構,耗費經費達千萬元。”


      一位專業輿情團隊負責人透露,他的工作室擁有遍布全國的兼職“評論員”數千人,2017年營收接近千萬元,較前年增長了三成。


      “以法律成方圓,還輿論以清朗”


      昆山論壇總編輯李河軍說,不可否認,近年來自媒體平臺的管理無序固然助長了其囂張氣焰,但深究其原因,還是法不責眾的觀念作祟。


      “網絡”“民意替代”和“審判替代”發展到最后,都將成為只以輿論為導向、脫離公平軌道的悲劇。”


      “因為隔著電腦屏幕,許多人可以肆意敲打鍵盤,怒懟任何自己想要攻擊的對象,對他人所造成的傷害也可以一笑置之。”王海丁認為,犯罪成本之低,讓網絡暴力越來越肆無忌憚。


      江蘇多位網警告訴半月談記者,眼下互聯網上的虛假信息及大量的“漂白文”“黑水”,除認定為造謠的,由公安部門介入外,其他暫時歸屬網信部門管理,主要手段仍是監控、教育、關停等,與來勢洶洶的網絡亂象相比,管理顯得蒼白無力。


      “關幾個論壇、封一批號,不是治本之策。要在網絡管理中引入更多司法強制力,并切實提高違法成本,不能只是一罰了事,一關則已。”


      蘇州市委宣傳部副部長陳雪嶸說,法律的適用范圍不能局限于事件的收尾和定性,還要將那些自媒體平臺置于法律的監督之下,“以法律成方圓,還輿論以清朗”。


      同時,可考慮將自然人網絡誠信納入公民征信體系,加強網絡空間與現實空間之聯動,讓那些網絡失信、中傷、造謠者,在現實生活中處處受制、寸步難行。


      在當下全民記者時代,尤其是在自媒體蓬勃發展態勢下,如何有節制、更客觀地傳遞信息、表達觀點,考驗從業者的媒體素養。


      “盡快論證出臺自媒體行業剛性規范和準則,推動自媒體以客觀、理性的職業倫理,涵養社會法治精神,凈化網絡生態環境。”李河軍建議。


      基層治理現代化


      8  鄉村振興,新來幾支“生力軍”


      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山東代表團審議時指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要推動鄉村人才振興,把人力資本開發放在首要位置,加快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在浙江德清縣這塊遠近聞名的農業改革“試驗田”,一場為農家匯聚四方英才的變革正悄然興起。讓愿意留在鄉村、建設家鄉的人留得安心,讓愿意上山下鄉、回報鄉村的人更有信心,鄉村振興的“生力軍”在德清不斷壯大。


      “論文寫在大地上”


      浙江清溪鱉業有限公司董事長王根連是德清縣農技站的技術人員,2001年他“停薪留職”、下田搞甲魚養殖,逐漸摸索出不打農藥、不施化肥的甲魚與水稻混養模式,目前種植養殖規模達到3600畝。受到市場熱捧,“稻鱉共生”畝均凈利潤超過8000元。


      “當時縣里專門出了個文件,允許把檔案掛到人才交流中心。”王根連回憶說,按當時編制政策,他要么買斷工齡、要么回去上班,但政府給他單獨開辟了一條路,讓他下定決心創出名堂。


      如今,農技人員離崗創業已經在德清逐步推廣。半月談記者了解到,2013年以來德清縣陸續出臺相關文件,明確鼓勵農業科技人員發揮作用、“把論文寫在大地上”,促進農業科技與農田實踐結合。


      德清縣人力社保局人事管理科科長吳國興介紹,在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下,德清縣探索給農技人員政策松綁、給在編人員提供雙創平臺,提出參照科研人員離崗創業方式制定規范程序,在組織、人事部門備案的前提下,允許農技人員離崗創業,政府保障其創業有出路、失敗有退路。


      據介紹,德清縣農技人員離崗創業期限不超過6年,期間保留人事關系,除了不發工資,其他待遇與在崗人員一致,社保等由原單位繼續繳納,職稱也按在編人員辦法申報。


      目前,德清還在研究允許農技人員“兼職取酬”,即在完成本職工作前提下,利用業余時間到農業企業開展技術培訓指導、收取一定報酬,讓農業技術更好貼近生產一線。


      你下鄉,我保障


      除了鼓勵農技人員離崗創業,德清還搭建平臺、改善服務,為“新農民”群體返鄉下鄉解除后顧之憂。


      一是幫助在外經商、務工青壯年、退役士兵等返鄉創業。德清縣委副書記敖煜新介紹,德清近年陸續出臺多個扶持“農家樂”“洋家樂”發展的政策文件,并發布全國首部縣級鄉村民宿地方標準規范《鄉村民宿服務質量等級劃分與評定》,印制《民宿創辦手冊》,為返鄉下鄉人員發展旅游業提供專業指導和服務。


      此外,德清還建立返鄉下鄉人員培訓制度,鼓勵各類園區、中高等院校、農業企業等建立創業創新實訓基地,興辦“莫干山民宿學院”,并探索民間手工藝人培養及認定辦法,打造技藝精湛、管理規范的鄉村工匠隊伍。


      莫干山腳下的仙潭村曾是貧困村,在德清縣政策指引下,農家樂發展得甚為紅火。2016年,村里120家農家樂接待了12.4萬游客,農民人均收入達到32084元。村支部書記沈連根感慨地說,現在村里青壯年大多回鄉就業,原來的老人、婦女、兒童“三留守”問題正慢慢消失。


      二是吸引省市科研院所專家、大學生下鄉創業,深度參與鄉村振興。敖煜新介紹,德清邀請省市農業部門、科研院所及高校專家成立“智囊團”,與當地農企組成團隊,2016年以來共建立了81個現代生態循環農業示范區、示范主體和示范點,新增智能化農業生產園區、物聯網示范點18個,推廣“稻鱉共生”“網架栽瓜”“瓜稻連作”等新型種養模式示范區2.1萬畝。


      “星創天地”是浙江農林大學與德清縣科技局聯合打造的創業園區,項目負責人陳耀說,目前園區有13個大學生創業項目,兩年間產值超過1300萬元。


      壯大“生力軍”,沒有完成時


      浙江省農業廳近日發布的《浙江省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綜合評價報告》顯示,德清現代農業水平連續三年位列浙江縣區市首位,且綜合得分持續上升,其中現代農業經營體系、支撐體系、產業體系三項主要指標均大幅領跑。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部部長葉興慶說,鄉村振興應首要解決人的問題,優化農業從業者結構,培養適應現代農業發展需要的新型職業農民。德清鼓勵農技人員、大學生等群體返鄉下鄉創新創業,正是踐行鄉村振興戰略的有益探索。


      壯大“新農民”群體,德清仍在持續發力、新招頻出。新型職業農民參照企業職工參加養老保險的政策,已列入德清縣政府議事日程。


      9  豪賭、網賭,賭掉鄉風文明


      當前,賭博之風在部分農村地區未得到根本遏制,新型賭博快速擴展,傳統賭博方式也近乎公開化。賭風不絕,容易衍生基層黑惡勢力,同時侵蝕鄉風文明。


      每月交1萬保護費,賭場“抽水”來錢快


      “因為平常很少在老家,我成了村里的生面孔,結果一進村就被地下賭場攔了,不讓我進村。”一名蒙姓村民對半月談記者說,大約在兩年前,他開車返回位于西部農村的老家,剛進入村里,就有年輕小伙子讓他打開車窗,盤查他的身份。


      半月談記者順著這條線索,找到一名參與過農村地下賭場運營和管理的村民王華(化名)。他告訴半月談記者,這種攔車的情況是有的,如果車主不服氣敢還手,也很可能被打一頓。事后,賭場老板會找關系擺平,砸壞的車子,老板賠錢修車,打傷的人,老板出錢治療。攔車人員是賭場放風巡邏人員,每個放風人員都配發對講機,如果村口的放風人員覺得有異常,會立即通報給村里的賭場負責人,賭場方面會立即進行疏散躲避。


      王華參與的賭場由10多個人合伙運作,這些人也大都在賭場賭博,這樣可以營造賭場的熱鬧氣氛,吸引更多的賭徒前來。


      地下賭場流動設賭局。為了避免引人注意,地下賭場不是每天都有,賭場的地點也不是固定的,而是流動的,現在農村閑置的農宅比較多,也比較好找地點。一般一周開一次或者半個月一次,根據參與人數多少、參賭意愿等來決定是否開設賭局。每次開設賭局時,一般需要10個人來組織運作,有負責外圍巡邏放風的,有負責抽水的,有負責維持場內秩序的,有負責收支賬目統計的,大家各司其責。


      地下賭場定期向保護傘交保護費。賭場每月按時交保護費1萬元,這樣派出所就不會前來查賭場了。此外,某些勾結賭場的公安人員還會通過查處該鄉鎮轄區內的其他賭場,一定程度上保障這家交保護費賭場的客流相對充足。


      賭場怎樣確保客戶來源?王華告訴半月談記者,喜歡賭博的人,一般都有一定朋友圈子,很多客戶帶著人來,賭場會向帶來客戶的人支付一定報酬。比如某些與賭場合作的司機,他們知道每次開賭的時間和地點,他送來了客戶,那么賭場會支付給該司機車費、餐費。在這種情況下,正常車費只需要100元,司機開口報價說車費200、300元,賭場一般也不會討價還價,賭場老板希望司機帶更多人前來賭博。


      賭場抽水一般抽取賭資的10%。王華說,他們這個賭場開銷都沒有發票對賬,比較隨意,比如10個馬仔,白天100元,晚上也是100元。各個環節都會隨意扣留一些進自己的口袋,比如抽水人員實際抽水10000元,他只上交9000元,一般也沒人會追究。


      道路邊、商店旁,農村豪賭近乎公開化


      大年三十深夜零點,廣西武宣縣尚文村主干道的一個商店前,燈火通明。門外門里,各有一個牌桌,村民們圍得里三層、外三層,有滿頭白發的老頭老太,也有剛剛外出打工回來的小伙子,不斷有人離開,又有人加入。一名頭發花白的大媽一會兒就輸了700元,心疼得愁眉緊鎖,隨即向其他村民借了300元。


      半月談記者向里看到,中間的桌面幾乎堆滿了百元面額的紙幣,里面坐著4人,是主要參賭人員,圍觀者是“賭外圍”,可選擇4個參賭人員之一進行附加賭注。


      大年初一,半月談記者在另一處商店看到同樣場景,只是牌桌數量從2處增加到了5處。有的牌桌以老人為主,賭注金額較少,有的每次下注為一兩元,有的每次下注二三十元,主要以娛樂性為主,每局耗時較長;有的牌桌上年輕人多一些,賭注金額較大,每次動輒都是數百元下注,每次抓牌三張,當地稱為“賭三公”,直接比大小,輸贏較快,金額較大。一名小伙子兩個小時把帶來的9000元輸光了,又找人借1000元繼續“賭外圍”。還有人在一小時內就輸了4萬元。


      除了公開賭,電子賭局在農村也屢見不鮮。半月談記者在一個農村商店看到“金蟾捕魚”的電子游戲機變為賭博工具。有村民支付30元錢賭資后,啟動機器獲得300發子彈,發射子彈打到大魚,獲得1200發子彈獎勵,然后可獲獎勵120元。


      跨地區的網絡賭博在農村青少年中流行,并使其深受其害。河南、廣西等地公安機關表示,從近年查處的賭博違法人員情況看,青少年參賭者逐年增多,不少農村青少年在網絡賭博中尋求刺激,成為網絡賭博的主要群體之一。


      微信轉賬、電話下單,地下六合彩泛濫


      在廣西一些農村,地下六合彩泛濫到了觸目驚心的程度。半月談記者隨機接觸到10多戶農民,每家都有人買地下六合彩,其中甚至包括一些村干部。


      “最多的時候,全村約有30%的農戶買六合彩。”尚文村村委會主任吳天養坦言,類似情況在其他村,同樣普遍存在。一名曾任村小學校長的人說,有次學校開家長會,他的發言還沒結束,就有家長打斷發言,說“馬上要開碼了”,要早點回去。


      購買地下六合彩的方式主要有兩種渠道,微信下單和現場購買。不少在外務工的尚文村村民反映,現在手機上網很方便,有的人長期開設網絡賬戶,資金就在里面運轉,每次下注都是微信轉賬,電話告知購買號碼,開碼后中獎號碼會第一時間通過微信獲知結果。


      在廣西一些村里,印著“香港正品出版、生肖特碼表”等字樣的地下六合彩宣傳彩頁被擺放在商店柜臺上最為顯眼的位置。有村民告訴半月談記者,想提高中獎率,需要買更多資料研究,這些在縣城報刊亭、鄉鎮集市等處能買到。尚文村村民陸想(化名)說,她加入了一個地下六合彩微信群,其中有成員近300人,大家經常在群里分享購買六合彩的研究資料。


      如今,傳銷式“發展下線”成為農村煽起賭風的新歪招。尚文村村民鄒梅(化名)告訴半月談記者,她有個朋友開了一家銷售地下六合彩的店,承諾凡是能介紹一個客戶的,不管介紹的客戶是否購買六合彩,介紹人都可獲10元中介費。


      盡管政府對賭博風氣一直嚴打,但目前仍難徹底遏制賭博傳播網絡。必須在更大地域范圍、更高政府層級,以更嚴整治手段,對賭博行為加大打擊力度,不僅要掃除各個公開的賭博銷售網點,還要挖出地下銷售網絡和利益鏈條。


      教育


      10  家長翻墻頭,入園鬧心頭,燒錢超大學


      公辦幼兒園的大門難進,有家長為了報名翻園墻擠破頭;民辦園每月保教費兩三千,讀個幼兒園比上大學還燒錢……半月談記者在重慶主城區采訪發現,幼兒入園普遍面臨多重困境:公辦園學位少擠不進,優質民辦園收費高上不起,普惠園又普遍被視為低質園不愿上,家長對優質學前教育的需求亟待滿足。


      公辦園奇缺:家長為報名“翻園墻、擠破頭”


      重慶市民黃華的孩子今年秋天就該上幼兒園了,但去哪兒上現在還沒著落。“原本想找個公辦園,娃兒在里面放心些。結果來回折騰了一兩個月也沒個結果,真是心累。”黃華說,跑了10多家幼兒園,都說收不了,早就報滿了。


      在重慶,公辦幼兒園成為“一位難求”的稀缺資源。


      重慶市教委提供的統計數據顯示,主城28.3萬學前教育兒童中,只有15%可以上公辦園。黃華居住的兩江新區,雖然定位為“西部內陸首個國家級新區”,但教育配套建設滯后,其直管區的89所幼兒園中僅有4所公辦園,占比不到5%。


      “整個片區就我們一家公辦園,每年的小班招生名額只有40個左右,來登記報名的起碼有六七百人。”重慶主城一家公辦市級示范園園長說,由于學位緊張,這幾年都是至少提前一年報名,甚至提前一年報名也不能保證上得了。


      “一到報名季,手機都不敢隨便接,各種打招呼的太多了。”另一家知名公辦園園長向半月談記者訴苦,“去年招生時,報名的隊伍從半夜就開始排了好幾百米,幾個家長急得都要翻園墻進來。我們解釋說名額滿了,家長很惱火,說‘公辦園不收當地娃兒,要找電視臺曝光去’。”


      公辦園不僅少,而且收費不菲。


      記者走訪發現,重慶主城一些稍有名氣的公辦幼兒園,除收取政府規定的保教費外,還要求家長“自愿”交一筆捐贈費,以“彌補辦學經費不足”。盡管捐贈費每年少則五千、多則上萬元,不少家長仍然趨之若鶩、求之不得。黃華的一位同事輾轉托人找到關系,在交了3萬多元的捐贈費后,終于如愿將孩子送入核心城區一家著名公辦幼兒園。


      “這是因為那些硬件好的民辦幼兒園收費更高。”黃華給半月談記者算了一筆賬:如果上那種高價民辦園,一個月的費用至少兩三千元,“一年的開銷比上四年大學還燒錢,普通工薪家庭哪里負擔得起?”


      民辦普惠園:家長“不放心、看不上”


      公辦園擠破頭進不去,高價民辦園又上不起,以民辦公助為主的普惠幼兒園就成了很多城市家庭的選項。但半月談記者在重慶主城走訪了解到,多數普惠園因辦園條件較差、師資力量薄弱,雖然提供了不少學位,但很多家長“不放心、看不上”。


      渝北區天宮殿街道居民張先生的女兒去年上幼兒園。“最初進了小區附近一家便宜的民辦普惠園,這個園開辦在農貿市場邊一棟居民樓里,周圍環境吵鬧,孩子在半封閉的二樓上課,課外活動也只有樓頂巴掌大的一塊場地。”張先生說,本來考慮到離家近,環境差也就忍了,但入園一個星期女兒就生病兩次,“我和孩子他媽一商量,咬咬牙還是轉到了離家遠一點的高價民辦園”。


      按照2010年公布的《重慶市幼兒園等級標準》,幼兒園辦學水平從高到低分為一級、二級和三級。普惠園由于辦學條件有限,辦學水平等級普遍較低。以重慶市南岸區為例,統計數據顯示,該區73所三級園中,普惠園占到六成。


      “我家大女兒就是在普惠園上的,雖然收費便宜,但是帶班的保教老師每年都在換,說是工資太低留不住。”家住南岸區城南家園的高女士說,頻繁換老師不利于孩子成長。“有些園還鬧出食品過期、虐待小孩的傳聞。現在看到民辦、普惠這些標簽,心里就犯嘀咕。自己有了二胎,不敢再送到這樣的幼兒園了。親戚朋友家有小孩上幼兒園的,我也勸他們要慎重考慮普惠園。”


      部分家長對民辦普惠園的疑慮,也在民辦普惠園的招生遇冷中得到印證。“不像很多公辦園都是家長搶著來報名,我們生存壓力更大些,每年招生還要到周邊社區宣傳招生。”重慶渝中區子炫幼兒園園長譚揚春說,作為一所民辦二級普惠園,他們每個月收取的保教費只有400元,辦學水平也有一定保證。但受部分民辦園辦學質量差的影響,“現在很多家長以為民辦普惠園就是低價低質,我們也很受傷”。


      一位分管學前教育的干部分析,普惠性幼兒園本該是面向大眾、收費合理、優質發展的幼兒園,但目前重慶主城的普惠園絕大部分是民辦園,他們辦學有經濟利益上的考慮,投入能力有限,再加上政府對這類園的經費補助標準偏低、收費標準限制過低,容易導致辦學條件差、辦園不規范,造成“政府說提供了普惠性學位,老百姓卻并不買賬”的尷尬。


      不平衡矛盾凸顯,家長“入園”焦慮加劇


      據測算,2018年重慶主城區在園幼兒將達到30萬人,幼兒園學位缺口高達2萬個。伴隨“二孩”生育高峰到來,學前教育資源總量不足和優質普惠資源緊缺的矛盾進一步凸顯,城市家庭的入園焦慮正在進一步加劇。


      康莊美地幼兒園是兩江新區為數不多的普惠園之一,這里一個中班最多時有60多人,超員近一倍,小小的教室人滿為患。“我們開設了12個班,這已是一個標準幼兒園的極限。”該園一位老師說,幼兒園已經多次因超員被家長投訴,但要來讀的孩子太多了,大班額實屬無奈。


      “政策放開后,父母也支持我們再生,但一個孩子上幼兒園就讓人筋疲力盡,都怕生二胎了。”為孩子的入園問題四處奔走的黃華說,身邊很多考慮過生二孩的朋友跟他一樣,都有這種焦慮。


      “隨著城市家庭對美好生活需求不斷升級,年輕一代父母越來越看重孩子的養育。”重慶市教育科學研究院學前教育中心主任徐宇說,現在城市家庭對學前教育的硬件與軟件、師資與管理都有更高要求,“這也是家長們焦慮加劇的重要原因”。


      重慶主城多位受訪的教育系統干部坦承,過去幾年來當地學前教育發展思路存在偏差。


      一是將學前教育推向市場化,民辦幼兒園占比過高,影響了學前教育的公益普惠性。


      二是政府投入太少,嚴重影響學前教育質量的提升。數據顯示,2016年重慶學前教育生均財政投入僅1999元,而同期全國平均水平為3000元,京津滬等直轄市投入分別為1.5萬元、1.4萬元和2.2萬元。


      “現在看來,學前教育還是要回歸到公益屬性。”重慶市教委副主任鄧睿說,重慶計劃通過新建、改建、回購、回收等多種方式新增公辦幼兒園,預計將新增學位1.9萬個。


      多位受訪專家表示,要積極扶持民辦學前教育、避免低質低價的辦學模式,實現在質量標準和監管要求上對公辦園、民辦園“一把尺子”。


      民生


      11  老年大學叫座,教育養老喊“餓”


      老年大學正成為老年群體終身教育的重要平臺。但半月談記者調研發現,老年大學供需不平衡現象仍然存在,亟待補齊行業指導管理存分歧、多元投入仍不足、基層延伸不夠遠等短板。


      老年大學成為教育養老重要平臺


      在武漢東湖之濱的湖北省老年大學,寬敞明亮的教室內座無虛席,老人們神情專注地上著課。


      “老年大學開設思想道德、養生保健、職業技能、家庭理財等10個專業,288個教學班,1萬多名老年人在校學習活動,滿班滿員地排課,已是一座難求了。”湖北省老年大學負責同志說。


      在湖北黃岡市黃梅縣老年大學,61歲的汪李榮每天到校堅持一小時隸書學習,“通過學習不僅增長了知識,更認識了新朋友,老年大學是老年人的學習園地、交友平臺、康健樂園”。


      在湖北宜昌、鄂州等地,不少老人吐露心聲:年輕時沒有時間培養自己的興趣愛好,退休了,就想多學習一些新知識新技能,追上時代的步伐。


      半月談記者采訪中發現,許多學員一學期報幾門課,有的人一周有5天在學校里。為防止學員占座,在葛洲壩集團老年大學最搶手的聲樂班,學校不得不提前根據學員視力等諸多因素,將學員座位固定。


      湖北以抓省級示范推動市縣區老年大學建設,逐步向鄉鎮推進。目前,全省新建、改擴建老年大學(學校、教學點)2336所,注冊學員40多萬人。


      老年大學發展面臨三大瓶頸


      全國老齡化程度的平均水平已達到16.7%,老年大學(學校)發展到約6萬所。據教育部統計,目前,只有700多萬老年人在老年大學等機構學習。


      老年教育比中小學或高等教育起步晚,還存在管理上的分歧,各部門對老年大學的工作缺乏系統性。


      辦學條件不足、師資力量短缺等問題仍然在制約老年大學的發展。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老年教育發展規劃(2016—2020年)》提出,到2020年,全國縣級以上城市原則上至少應有一所老年大學,50%的鄉鎮(街道)建有老年學校,30%的行政村(居委會)建有老年學習點,以各種形式經常性參與教育活動的老人占人口比例達到20%以上。


      湖北省委老干部局局長馬在學介紹,湖北省每年拿出2000萬元扶持基層老年大學建設,推動全省新建、改擴建省市縣三級老年大學91所,但湖北登記在冊就讀老年大學的只占全省老年人的3%,辦學條件遠遠沒有滿足要求。


      老年大學不具營利性,導致老年大學投入不能夠滿足需要,教育資源仍然十分緊張。在孝感市老年大學,教師授課課酬每次從70元至180元不等,遠遠低于市場價。因此,不少老年大學更多的只能返聘已退休中小學教師,“大學教師來兼職一兩次就不會再來了,高水平的專家學者根本請不起”。


      湖北省老年大學是湖北省老年群體追逐的“名校”,一些老年人寧愿多轉幾趟公交也要前來報名上學。雖然一些區、街道也有老年大學和老年活動中心,但條件不足,部分老人只能舍近求遠。這一“擇校熱”現象在全國較為普遍。


      依托老年大學完善教育養老體系


      湖北襄陽市老年大學校長劉德政坦言,大家對小學幼兒園教育都很重視,但對老年教育重視還不夠,建議社會凝聚共識,合力統籌資源。


      理順老年大學管理指導體系,要解決好主管與主辦的問題,主管是一個行業一個部門管,主辦可以多元化。探索投資本主體多元化,在縣級以下集聚社會力量投入辦學。


      馬在學建議,發展老年大學既要抓示范骨干,也要向下延伸,探索建立老年學校的教學點、分校,方便老年人在家門口上學,緩解“擇校熱”。


      “延伸到縣市的遠程教育網絡平臺可以有效解決市、縣老年大學高層次師資匱乏,相關專業教學水平難以提升等問題。”湖北應城市老年大學校長胡幼駿說。


      時政


      12  “放管服”改革逼退黑中介


      丟失駕駛證的曾璐,在南寧市富安居家居廣場自助服務終端前花了幾分鐘錄入身份信息,半天內相關人員就上門收驗了相關資料。“以前車輛年檢、車主體檢時,我第一時間想到的都是找黑中介,如今卻是先到車管所的便民服務站。”


      近年來,南寧市車管所以民生需求為導向,以科技創新、需求對接、服務下沉、監管鞭策為手段,通過線上服務與線下對接的方式,全面逼退黑中介。


      社會化安檢站曾是非法中介猖獗的場所,大量必須年檢的車輛利用安檢站“暗度陳倉”,將報廢車輛順利過檢。但如今,半月談記者在南寧市北湖路上的社會化安檢站看到,所有進入安檢站的車輛均被攝像頭全方位實時監控,每一個細節均記錄無遺,并實時回傳至車管所本部的遠程查驗監管中心,由后臺警員實時審驗。


      安檢站安檢員陳曉露說:“以往每天人工檢測50到80臺車,超過100臺車就累得夠嗆。現在一線查驗,后臺核對所有數據,效率大大提高,每天檢測二三百臺車是常態,全方位攝像頭排除了任何安檢員徇私舞弊的可能性。”


      利用大量身份證集中“消分”,也是非法中介牟利的重要渠道。車管所通過966122聲訊、“行易通”APP等大量預約模式,將手機與身份證在互聯網認證過程中綁定,隨即進行大數據排查。


      車管所教導員奚曉紅介紹:“正常業務辦理每個月不應超過2次,超過兩次很可能就是黑中介。一旦發現此類情況,我們就啟動多種手段,最大限度斬斷幕后鏈條。”通過大數據排查,車管所與公安刑偵、工商、城管等職能部門開展聯合執法,2017年南寧市共抓獲非法中介人員45名。


      “在堵后門的同時,還得開大前門,擴張為群眾服務的‘毛細血管’,更好地滿足群眾需求,才能讓黑中介無縫可鉆。”南寧市交警支隊副支隊長孫志宇說。


      現在,外來人口只要憑借居住登記證明即可辦理“車駕管”業務,流程為“現場或微信申報居住登記→到派出所領取紙質版的居住登記證明→前往車管窗口辦理業務”,節省了當事人6個半月的等待時間。


      如今的南寧市車管所不再熙來攘往,在一片秩序井然中,實現全年零投訴、零舉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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