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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半月談第7期_半月談2018第7期文章匯總
    http://www.iranairiatravel.com/       2019-01-03      來源:半月談網
    【字體: 】              

      點此下載半月談2018年第7期精選文章匯總(打印版)


      《半月談》是黨政機關公務員必備的閱讀學習刊物之一,也是考公務員申論備考非常好的資料。


      下面是網頁閱讀版:

     

      半月評論


      1  新時代屬于每一個人


      “新時代屬于每一個人,每一個人都是新時代的見證者、開創者、建設者。只要精誠團結、共同奮斗,就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擋中國人民實現夢想的步伐。”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習近平主席向億萬民眾發出朝著新時代奮進的偉大號召。


      新時代標注了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站在新時代的起點上,黨的偉大歷史使命是繼續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努力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我們要不斷創造美好生活,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要不斷走向世界舞臺中央,為人類發展作出更大貢獻。在新時代的旗幟下,全體中華兒女要勠力同心、奮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告訴我們,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縱覽5000年中華文明進程,波瀾壯闊的中華民族發展史、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歷久彌新的中華民族精神,以及中華民族迎來的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無一不凝聚著人民的心血和汗水,無一不是一代代中國人開創和奮斗出來的。


      新時代是正在發生的歷史。“新時代屬于每一個人”,這句話深刻揭示了我們每個人和新時代的共生和依存關系。站在正徐徐展開的新時代美麗畫卷前,我們每個人都不是置身事外的旁觀者,更不是無關緊要的局外人。新時代的內涵要靠我們來豐富,新時代的故事要靠我們來書寫描繪,新時代的大廈也要靠我們來添磚加瓦。


      我們每個人都是新時代的見證者。在這個春暖花開、萬物復蘇的陽春三月,我們見證了一系列意義重大的歷史性時刻。憲法修正案表決通過,全國人大、中央政府、全國政協的集中換屆,國家監察委成立和監察法頒布實施,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啟動……這些已經或者正在發生的深刻變革,構成了當前國家敘事的主旋律,無一不在向人們昭示著新時代的堅定信念和宏大氣魄。


      將目光向前回溯,十八大以來的5年,是黨和國家發展進程中極不平凡的5年。這5年來的偉大成就,讓我們充滿自豪感、獲得感和幸福感。經濟建設取得重大成就,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民主法治建設邁出重大步伐,人民生活不斷改善,生態文明建設成效顯著,強軍興軍開創新局面,港澳臺工作取得新進展、全方位外交布局深入展開、全面從嚴治黨成效卓著……我們親歷并見證的成就是全方位的、開創性的,變革是深層次的、根本性的。


      我們每個人都是新時代的開創者。過去5年,我們的黨面對復雜形勢和重大風險考驗,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和強烈的責任擔當,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當前黨和國家事業煥發出新的強大生機活力,我們每個人都為開創這來之不易的大好局面,付出了辛勞和汗水,貢獻了智慧和力量。


      我們每個人也是新時代的建設者。翱翔藍天的商用大飛機、下探深海的“蛟龍號”載人潛水器、云貴高原群山中的“天眼”FAST、日新月異的城市和鄉村、外國人津津樂道的中國新“四大發明”……勤勞的中國人用自己的雙手和智慧,共同創造了人類歷史上蔚為大觀、波瀾壯闊的發展奇跡,讓國家和世界變得更美好,也讓生活變得更美好。


      我們也必須清醒看到,當前的工作還存在許多不足,還面臨不少困難和挑戰。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問題尚未解決,發展質量和效益還不高,創新能力不夠強,實體經濟水平有待提高,生態環境保護任重道遠;民生領域還有不少短板,脫貧攻堅任務依然艱巨……行百里者半九十,通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充滿荊棘,并不平坦。路還很長,時間不等人,容不得我們半點懈怠。


      接下來的5年,是“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期。我們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又要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時間緊,任務重,并且我們面對的當今世界還充滿不確定性,逆全球化思潮和極端貿易保護主義逐漸抬頭,恐怖主義像幽靈一樣四處肆虐,這些都是我們邁進新時代的巨大挑戰。


      把藍圖變為現實,是一場新長征。世界上沒有坐享其成的好事,要幸福就要奮斗。歷史車輪滾滾向前,時代潮流浩浩蕩蕩。歷史只會眷顧堅定者、奮進者、搏擊者,而不會等待猶豫者、懈怠者、畏難者。我們要乘著新時代的浩蕩東風,加滿油,鼓足勁,朝著“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堅定前行,共同開創屬于新時代的光輝業績,共同分享屬于新時代的無上榮光。


      半月話題


      2  基本養老保險,中央如何調劑?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深化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建立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中央調劑制度。這被外界看來是養老保險改革中最難啃的一塊“硬骨頭”——基本養老保險全國統籌開始破冰。那么,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為何需要中央調劑?中央調劑怎么調?


      為何需要中央調劑


      我國現行養老保險實行的是“中央定目標和兜底、地方調劑和補差、基層統籌和擔責”、責任下行的層級運行機制。基本養老保險費由企業和被保險人按不同繳費比例共同繳納。


      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的收入來源有三:一是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費繳費收入,二是由財政補貼形成的收入,三是基金投資收益等其他收入,其中企業職工繳費收入是基金的主要收入來源。


      然而,在人口老齡化背景下,就業人口的區域流動、財力增長的區域差異,導致養老撫養比、養老資金池規模、養老支付壓力不僅在省際層面存在著明顯差異,在各省內部也存在不平衡現象,需借助中央調劑制度實現地區間平衡。


      人社部發布的《中國社會保險發展年度報告2016》顯示,2016年青海、湖北、內蒙古、吉林、河北、遼寧、黑龍江7個省份均出現基金當期收支缺口,其中,黑龍江當期缺口達到320億元,累計結余“負債”233億元。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廣東、北京、江蘇、浙江等9個省份基金累計結余均超過千億元,其中廣東省結余最高,達到7258億元。


      對于部分省份出現的養老金“穿底”現象,政府給出的主要應對之策就是建立中央調劑金制度。該制度可均衡地區之間的養老保險負擔,調劑余缺,一定程度上分攤各省份勞動者的養老風險,進一步在全國范圍發揮養老保險互助共濟作用,促進養老保險制度的可持續發展和養老保險基金的規模化發展。


      中央調劑如何調


      基本養老保險基金中央調劑制度是從各省份的養老保險基金中提出一部分形成資金池,由中央統一在全國各省份之間調劑使用。


      那么中央會收取多少比例進行統籌調劑?李克強總理在人民大會堂金色大廳會見中外記者時表示,今年我國將實施基本養老保險中央調劑制度,中央收取3%統籌調劑,以后還會有所提高,以彌補有些省份養老金可能會發生的不足。


      在提出3%的調劑金收取比例后,對于這一數字的解讀主要分為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是存量征繳法,以各省份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滾存結余的部分作為基數,一次性按照3%進行征繳;一種是增量征繳法,每年從當期的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繳費當中上繳3%。這仍待進一步明確。


      中央調劑是一種過渡性制度,其未來走向必然是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全國統籌,即把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全部放在中央來統籌,在中央層面大收大支,繳費由中央政府來管理,支出兜底也由中央政府來管理。這在2010年出臺的社會保險法中已經有所體現。社會保險法提出,基本養老保險基金逐步實行全國統籌,具體時間、步驟由國務院規定。


      “中央調劑金收取比例以后還會逐步提高”的表態也被業內看成一個重要的改革信號,即政府希望以調劑金為“緩沖”,逐步將地方統籌的養老金全部納入中央層面,實現“大收大支”,即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全國統籌。


      借由中央調劑制度,基礎養老金全國統籌將正式起航。但在眼下,省級統籌也還有推進空間,因為目前實現真正省級統籌的省份不多,大部分省份的養老金還是分開在各個縣市手中管理。當務之急是要統籌推進養老保險省級統籌、同省同待遇同費率,清理規范養老保險繳費政策,統一社保費征繳主體等配套改革,為全國統籌創造條件。真正要實行全國統籌,應該做到五個“統一”,即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繳費比例和基數、待遇政策、基金預算、業務規程等“五個統一”。


      半月專題


      3  老歸何處?老齡化加速,我們準備好了嗎


      編者按: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構建養老、孝老、敬老政策體系和社會環境,推進醫養結合,加快老齡事業和產業發展。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十幾次提到“養老”字樣,強調要“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發展居家、社區和互助式養老,推進醫養結合,提高養老院服務質量”。


      根據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中國60歲以上人口已經超過2.4億,占比達到17.3%。快速老齡化的中國,如何養老是無可回避的大問題。養老服務的社會供給夠不夠?傳統家庭養老模式還能不能“養”?社區養老可否廣泛推行?互助式養老效果如何?籌謀新時代、新形勢下的養老策,我們須于壓力中前行。


      老齡化加速,我們準備好了嗎


      “最怕一個電話打來,是爸媽生病的消息。”在江蘇南京工作的陸璐說,去年自己的母親動了個小手術,她請了一周假回去照顧,這件事讓她開始考慮要不要回老家,“父母年齡越大,越覺得有個兄弟姐妹該多好啊”。


      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2017年末,我國60周歲及以上人口超過2.4億,占總人口的17.3%,其中65周歲及以上人口接近1.6億,占總人口的11.4%。


      一般認為,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達10%,即意味著進入老齡化社會。從數據看,中國的老齡化來勢洶洶,滿足養老需求將是巨大的社會難題。


      速度快基數大,中國的老齡化有些特殊


      “速度快、規模大,同時還伴隨著‘少子’老齡化、高齡化、空巢化、家庭結構小型化和家庭保障功能快速弱化的現象。”今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鄭功成在回答中外記者提問時表示,中國的老齡化速度之快、規模之大,世界上前所未有。


      一組數據可以說明:1999年,我國60歲以上人口占到總人口的10%,標志著我國進入老齡化社會,短短18年間,這一比重就上升到了17.3%;2000年,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7%,去年底上升到11.4%。


      根據預測,到2030年,60歲以上人口占比將達25%左右,我國將提前進入超級老齡化社會。到2050年前后,中國老年人口數將達到峰值4.87億,占總人口的34.9%。


      衰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衰老時還沒變成有錢。發達國家進入老齡化社會時,人均GDP一般都在5000~10000美元以上。而我國開始人口老齡化時人均GDP剛超過1000美元,發達國家正在遭遇的問題,我們更快面臨,更加措手不及。尤其是我國城鄉60 歲以上老年人口貧困率約為17.5%,遠高于經合組織國家的平均水平。


      “養老服務正在成為剛需,特別是對高齡老人、失能和半失能老人來說。”河南省焦作市民政局福利老齡科科長李霞說,焦作常住人口354萬,60歲以上老年人口53.1萬,其中80歲以上老人6.99萬,約占老年人口總數的13.2%。這部分人群對養老服務高度依賴,迫切需要滿足他們的需求。


      事實上,人口老齡化問題近年來持續受到關注,養老改革也在緊鑼密鼓地推進。最近5年,國務院發布的關于養老服務發展的政策性文件多達幾十個。但與公眾對養老保障的期待和不斷加速的老齡化形勢相比,現有的養老能力仍面臨嚴峻挑戰。


      子女少壓力大,家庭傳統養老功能弱化


      “我媽經常勸我爸少喝點酒,不要等老了生病了,給孩子增添負擔,這也是對獨生子女無力贍養老人的擔憂。”在上海工作的楊羽告訴半月談記者,她父母總是半開玩笑地說,老了就去住養老院,因為指望不上女兒。每到這種時候,她就感覺尷尬又愧疚。


      “養兒防老”,是我國傳統養老方式的基本特征。在儒家思想影響下,家庭養老觀念根深蒂固,相當長的時期內,人們都是通過生養子女來解決養老問題。早在1983年,社會學家費孝通就提出了我國養老的“反饋模式”——父母養育子女,子女就必須贍養父母,否則將受到道德輿論的譴責。


      不過,這一傳統模式正受到各種因素的沖擊,家庭養老功能不斷弱化。


      楊羽的處境就是許多城市獨生子女的共同寫照。我國第一代獨生子女的父母正在大量步入老年,“421”家庭模式作為今后幾十年的主流家庭模式,是一個風險型的家庭架構。從養老角度講,無論經濟來源、生活照料還是親子交往、親情慰藉,老人能從唯一的孩子身上得到的都很有限。


      “我的孩子2歲,日常工作加上照顧她已經忙得焦頭爛額,父母有個小病小災都不敢告訴我,說了也是白著急,我幫不上什么忙。”30歲的徐曉博是家中獨女,雖然跟父母同住在洛陽,但見面的機會并不是很多。


      她的父母都是退休教師,經濟壓力不大,她最擔心的是老人一旦生病,沒有人照料。“我老公也是獨生子,將來四位老人年齡都大了,想想就發愁!”


      鄭州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張明鎖表示,未富先老、子女數量減少、傳統養老觀念受沖擊等種種因素交織在一起,致使家庭養老的功能不斷弱化,必須提高社會養老能力,才能應對加速到來的老齡化社會。


      社會化養老痼疾未消,頂層設計還需加力


      “條件差的不愿去,收費高的不敢去,好的養老院還是一床難求。”李霞介紹,焦作市有各類養老機構98家,各類養老床位1.58萬張,養老床位數為每千名老人30張,仍難以滿足不同層次的養老需求。


      一個重要原因在于,社會力量對養老服務業投入不足。河南省武陟縣民政局副局長韓國有表示,養老服務業投入大、周期長,現有扶持政策離民間資本的期望還有一定距離。


      武陟縣養老中心是一家有300多張床位的民營養老院,總投資8000多萬元,目前入住210位老人。投資人王小明說,自2015年9月運營以來,一直處于虧損狀態,感覺壓力很大。


      此外,養老機構用工難,也限制了社會化養老的服務水平。河南省修武縣民政局副局長李軍萍介紹,專業護理人員待遇低,月平均工資僅1600元左右,優秀醫護人才不愿去就業。目前,當地養老機構聘用的多數是農村中年婦女或城市待業下崗的中年婦女,醫療護理能力欠缺。


      需要注意的是,當前養老金面臨的形勢也很嚴峻。中國社科院2018年發布《中國養老金精算報告》指出,養老金的收入增速已經下降到10%以內,但支出增速卻在高位運行,目前累計結余增速已經下滑到5%的水平,基金備付能力相比過去5年下降1/3。掙錢的人越來越少,要花錢的人越來越多,會影響到老人購買社會養老服務的能力。


      多地基層社會保障部門呼吁,養老服務業要進一步加強頂層設計,打通部門之間政策銜接的壁壘。以醫養結合為例,目前沒有一個系統性的指導文件,醫療、養老、報銷歸三個不同部門管,如何對接仍存困難。


      張明鎖表示,要解決我們國家面臨的養老問題,需要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但僅僅靠出臺一些好政策是遠遠不夠的,需要全社會共同發力,從資金、人才、技術等多方面給予保障,探索居家養老、社區養老、互助養老等各類養老模式,靈活滿足不同人群的需求。


      4  居家養老,重在“能養”


      兒子坐在中間,兩邊病床上,分別躺著爸爸和媽媽。前段時間,這幅名為《獨生子》的攝影作品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鳴。老人開始擔憂:自己病倒了,誰來照顧?孩子開始焦慮:作為獨生子女,如何面對“421家庭”的養老困境。


      當前我國提出“9073”工程:90%老人采取以家庭為基礎的居家養老;7%老人依托社區養老服務中心提供日間照料;3%老年人通過機構養老予以保障。作為養老模式的主力,居家養老不是把養老責任簡單推給家庭,而是要合力為家庭創造能養老、好養老的條件和環境。


      “沒有圍墻的養老院”


      在江蘇蘇州市姑蘇區三香新村的祝奶奶家里,居家樂養老服務中心的工作人員正在為她做飯。“幫我少放點鹽吧。”工作人員根據老人的口味和要求來烹飪。老人們借助“虛擬養老院服務平臺”,在家就能享受到便民家政、陪同就醫、人文關懷、文體娛樂等6大類53項養老服務。


      “我不會在父母老的時候把他們送進敬老院,一方面因為父母有緊急情況身邊沒人,不放心,另一方面會有人說‘你看看,把他養大了就把自己父母送到敬老院了,不管了,不孝順’。”河南焦作市武陟縣謝旗營鎮后高村村民程小斌說。很多老人也表示,只要有一口吃的,有兒有女,就堅決不去敬老院。


      但老年人對養老服務是需要的,“家里就是養老院”成為居家養老的目標。江蘇的互聯網+養老模式,以縣市區為單位建立“虛擬養老院”,老人在家中通過電話或APP,將自己的要求提交至平臺,平臺從老人就近的機構、社區中心派人上門服務。


      對于獨居在家的老人及其家人來說,防止老人摔傷、第一時間救助也是剛需。廣東廣州市越秀區平安寶呼援平臺通過運營中樞定位,實現線上平臺與線下服務相連接。老人佩戴智能手表,實現與平臺的鏈接,為常住的獨居、高齡老年人提供緊急呼援、定位、健康監測等服務。


      “一方面大多數老人適合并習慣在家中享受養老服務,另一方面居家養老的成本最低。”江蘇省民政廳福善處副處長孫才洋說,城市養老機構一個床位的成本需三五十萬元,一個社區日間照料中心的床位需三五萬元,而提供上門服務一年僅需三五千元。目前來看,政府發展居家養老是花小錢,辦大事,能讓更多老人有幸福感。


      還要邁過幾道坎


      養老市場無疑是一片藍海,但目前盈利空間不大卻成為制約居家養老服務業發展的瓶頸之一。孫才洋說,居家養老所需的投入較大,包括建立網絡、培訓隊伍、制定服務標準等,平臺運營商都要從頭做起,顧慮會比較多,影響社會力量和社會資本參與的積極性。


      上門提供服務的助老員、護理員等是開展居家養老的必要條件,其數量和素質也關系著養老服務業的發展水平。河南焦作市民政局福利老齡科科長李霞說,很多年輕人更愿意去醫院做護士而不是護工或助老員,盡管都是照顧人,但是不少人認為在醫院就是醫護人員,有面子,薪資待遇也好。


      江蘇徐州市銅山區樂泰老年公寓院長朱瑜表示,養老行業人員流動性高,普遍缺乏專業訓練、不具備專業知識,可從事一般家政服務和生活照料,但難以提供高層次養老服務。


      不同于過去要求吃飽、穿暖的養老,隨著老人消費意識和能力的提高,當今人們養老的需求也更加多元化。有地方居家養老項目內容簡單,主要是為老年人提供活動場所、代餐服務,以及基本的生活照料等,缺乏康復護理、醫療保健、文娛活動等項目。江蘇蘇北某縣民政部門工作人員表示,當前居家養老服務不能充分滿足老年人的需求。


      除了上述行業發展的具體難題,不少專家認為,一些地方政府仍然把養老視作家庭責任,承擔意識不強,主動作為不夠,成為制約居家養老發展的關鍵問題。北京大學衛生政策與管理系教授劉繼同認為,對老人的許多服務應該是福利性的,政府需要承擔更多責任。


      更高效、更專業、更多元


      實際上,居家養老不是家庭養老,政府的支持至關重要。


      孫才洋介紹,江蘇通過政府購買服務來保證居家養老運營商的平穩運行。“我們把三無老人、低保老人、優撫老人、高齡獨居失能老人等約占老人總數10%的群體,由政府出錢全部委托給平臺。”孫才洋表示,這樣一方面保證平臺的日常運營經費,另一方面也可督促平臺提高服務質量。


      焦作市修武縣民政局副局長李軍萍表示,在重點院校開設高端護理專業的不多,一般高職高專類院校開設護理專業比較常見,希望政府能夠出臺政策,引導和支持對高素質專業養老護理從業人員的培養。


      “還要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孫才洋認為,應提高護理員、助老員的經濟和社會地位,否則養老服務隊伍的專業性難以得到提高。他建議政府通過特殊崗位津貼等方式提高他們的收入;通過最美護理員、助理員評比,宣傳先進事跡等方式,增進社會對他們的了解和尊重。


      隨著中國加快進入老齡化社會,醫養融合逐漸成為老年人主要訴求。“要讓懂醫學、懂老年心理的人加入到養老服務隊伍中來。”江蘇南通如皋市如城鎮長巷社區黨總支書記許燕說。


      此外,不少專家表示,我國也應借鑒國際經驗,形成一種以在家把老人養得健康、長壽為榮的社會氛圍。比如新加坡就利用稅收優惠對奉行居家養老傳統的家庭給予鼓勵,凡是與老人合住的家庭都會享受住房公積金貸款優惠,而計稅則是以家庭收入做標準,充分考慮家庭的收支需求,而非個人的收入水平。


      5  社區養老,幸福一步之遙


      出門10分鐘即可走到配餐用餐點、社區養老中心實現長者日托……隨著社區養老工作的推進,越來越多的養老服務嵌入到社區內,受到老年人的歡迎。然而,當前不少社區養老機構的生存發展并不容易,面臨入駐、運營等各方面困難,亟須政府搭臺,聚合多方力量,共同推動社區養老健康發展。


      社區養老一條鏈


      廣東廣州市越秀區六榕街周家巷的獨居老人梁旺,每天上午11點左右就來到六榕街長者綜合服務中心長者飯堂等著開餐。


      該服務中心負責人、美好家園養老集團有限公司項目主任岑彩萍介紹,長者飯堂午飯三菜一湯的價格是12元,街道戶籍老人年滿60歲可享受政府補貼以9元每份的價格購買。


      半月談記者在服務中心看到,600多平方米的服務中心內,長者飯堂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棋牌室、康復室、閱讀室等配套設施齊全。


      今年87歲的梁姨同樣是六榕街周家巷的獨居老人,她告訴半月談記者,服務中心的設施人性化,墻上有很多呼救鈴,來這邊日常交流的朋友也多,工作人員也很熱心,“來到這里就像回到家一樣”。


      據了解,六榕街60歲以上老人有2.17萬人,孤寡、獨居、高齡人員達8000多人。截至2018年2月底,廣州市共有長者飯堂928個,街道(鎮)、社區(村)覆蓋率達到100%。


      如今,類似這樣的社區養老機構已經不少。如江西的小微型社區養老院、北京的社區養老服務驛站、新疆烏魯木齊市推出的智能養老社區……它們為老年人提供了大量便利,讓老年人在家門口安享晚年。


      更多的地方也開始發力社區養老。2018年,河南省將建成不低于500個規范化社區養老場所;江西全面放開養老服務市場,支持社會力量建設小微型社區養老院;重慶市從2017年起,計劃用3年時間在全市范圍內新增1000個社區養老服務站,覆蓋重慶80%以上城鎮社區和60%以上農村社區……


      入駐運營存難題


      廣州市社會組織管理局登記處處長印銳表示,社區養老需要撬動社會資本,充分調動社會組織、養老企業的積極性和資源匯聚能力。盡管目前發展很快,但仍面臨一些難題。


      “既是居家養老、又是社區養老,政策支持說不清。”廣州市民政局社會福利處工作人員嚴福長表示,目前,我國提出“9073”的多層次養老服務體系,90%老年人實行以家庭為基礎的居家養老,7%的老年人依托社區的養老服務中心提供日間照料,但很多社區養老服務機構是介于“90”和“7”之間,導致一些社區養老機構較難享受國家政策支持。


      河南焦作市武陟縣民政局副局長韓國有則反映,“城市的養老機構補貼力度大,縣域以下補貼支持力度就很小,其實農村地區養老機構更需要支持。”


      此外,養老機構入駐社區也不容易。有居民表示,“贊成建設社區養老機構,但是不要建在我家樓下。”半月談記者了解到,一些社區居民對社區養老服務中心建在自家樓下、小區內表示反對。一是怕搶占公共資源,老人家來來去去走得慢,年輕人害怕不小心撞著老人;二是一些人對“老態”的排斥,看到小孩子活潑向上,感覺小區充滿了生機與活力,在老人家聚集的地方則感到暮氣沉沉。


      華邦控股集團旗下美好家園養老集團執行總裁謝三林告訴半月談記者,一些開發商標出“小區有幼兒園”,房價都能上漲,但是很少有開發商大張旗鼓地說“小區有養老院”。除了居民的意見之外,一些老舊小區也難以找到可供選擇的改造場所,“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與此同時,在不少養老企業、社會組織看來,養老市場確實是一片藍海、要提前占位置,但是當下的可持續運營難題卻阻礙了很多社會力量的進入。河南焦作市民政局福利老齡科科長李霞表示,目前不少民營養老機構都是微利經營,投資回收周期將會很長,非常考驗投資方的實力。


      “要實現養老企業的可持續運營,起碼要保本。”謝三林告訴半月談記者,類似于長者飯堂這樣的服務,如果沒有達到一定的規模,很難保持企業收支持平,結果可能是賠錢賺吆喝,從長遠來看不利于行業的健康發展。


      政府要搭臺,參與要多元


      養老服務產業既具有社會公益屬性,同時其產業化、市場化的發展需求也決定了養老機構必須學會在市場上存活,在公益性和經濟效益之間找到平衡點、實現可持續的發展。


      在謝三林看來,養老已經是一個產業,不能僅僅依靠承接政府項目,要實現更大的發展需通過增加服務和產品的附加值,學會走向市場。例如,對于一些困難家庭就維持現有收費,甚至承擔一些戰略性虧損;對于有自費能力的家庭,可考慮提供更多服務,如糖尿病餐、康復治療等。


      不少業內人士指出,當前養老行業發展還處于起步階段,很多企業不是看中現在的市場,是為5年、10年之后的市場做準備,因此不能有投機心態,要耐得住寂寞,扎扎實實做好服務,打響品牌。


      對于入駐難題,嚴福長認為,一方面地方政府、基層組織要發揮作用,搭建平臺,促進社區居民與養老機構的溝通;另一方面,養老機構要多做一些前期功課,可以到社區開展培訓、講座等活動,讓社區居民體會到專業養老機構的價值。


      謝三林說,廣州孝慈軒養老服務中心在入駐社區前,工作人員就積極到社區講授養老護老知識,比如老人在家里摔倒采取什么措施、如何幫助家里老人洗澡等等。許多家里都有老人,他們就會覺得有這樣一個養老機構在社區里,不會礙什么事,反而很有價值,從而轉變對社區養老機構的抵觸態度。


      此外,政府必要的扶持也十分關鍵。岑彩萍告訴半月談記者,美好家園六榕街周家巷項目在2017年獲得了政府35萬元的運營支持,對初創項目來說意義巨大。在不少養老從業者看來,政府扶持其實是釋放一個信號,包括政策走向、未來資源投放方向等,也是為新興的養老市場提供了一個經濟上容錯的機制。


      “只有通過政府搭臺、企業和社會組織唱戲、社會各界多元參與的方式,才能構建起全覆蓋、多層次、多支撐、多主體的社區養老服務體系。”印銳說。


      6  互助式養老,讓“空巢”變“蜂巢”


      互助式養老,簡單來講就是老年人之間相互照料彼此的日常生活,彼此提供精神慰藉。作為老年人社會參與的重要途徑和對傳統養老模式的有益補充,互助式養老將養老的個體形成聯合體,將“空巢”變為“蜂巢”,緩解養老服務不足帶來的壓力。然而,如何充分釋放互助式養老的潛力,豐富互助式養老的形式和內容,還需要社會進一步探索。


      “空巢”互助成“蜂巢”


      去年,家住江西省新余市分宜縣操場鄉上松村的黃金秀老人和其他20幾位老人一起住進了村里的頤養之家。入住不久,她就自愿義務擔任頤養之家的理事,每天一大早,起來打掃衛生,幫著炊事員準備飯菜,并在每餐開飯前,挨個問問老人們的身體狀況。“這是我們過上好日子的新家。趁著自己身體還沒事,能為其他老人做點事,我心里高興!”


      上松村黨支部書記黃永飛告訴半月談記者,頤養之家是為農村留守老人養老專設的共同生活空間。老人們在頤養之家相互陪伴、互相幫助,不僅餐餐能吃上“有肉有蛋”的熱飯熱菜,也能在茶余飯后“有說有笑”。


      自2016年底以來,江西新余全力探索低成本、可持續的頤養之家農村互助式養老新路,不到一年半的時間就建成622個農村頤養之家、惠及老人7660名。目前,頤養之家已在新余全市413個行政村全面推行。


      半月談記者了解到,類似“頤養之家”這樣的互助式養老,在城市社區也出現了因地制宜的做法。


      在江西南昌東湖區,通過“時間銀行”模式,吸收低齡老人和志愿者,為高齡老人提供養老服務,推動形成低齡老人幫助高齡老人的互助養老新格局。在廣東廣州,健康的老人會幫社區內行動不便的老人送餐上門,并觀察老人的生活狀態,如有摔倒、生病等異常情況都會第一時間聯系社區。


      在云南昆明,老年人通過互聯網老年社區產生一個個互助組,在此基礎上結成“蜂巢”狀的互助養老網絡。“互助組成員的年齡段不同,對于年紀大一些的朋友,我們經常去探望。當天如果看見誰沒有在網上‘活躍’,都要打電話去問一下是不是有什么情況。”一位老人說。


      半月談記者發現,在城市中,也有老人共同出資租一處房舍,合伙雇護工、雇廚師、雇司機……互幫互助,一起外出旅游,其樂融融!


      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王偉進分析,目前互助養老模式形式多樣,在農村主要是互助幸福院,在城市主要有結對組圈式、據點活動式和時間銀行式三種。老年人互助,既解決了老人無人照顧之憂,又讓老人找到了存在感和歸屬感,使得社會中增添了很多“有效養老床位”。


      “蜂巢”壯大有何難


      預計到2020年,我國獨居和空巢老年人將增加到1.18億人左右,純粹依靠家庭養老顯然不現實。而多數老人享受不到無償或低價服務,購買有償服務的意愿和能力又比較有限。


      江蘇省民政廳福善處副處長孫才洋表示,在當前政府和社會提供的養老服務“觸角”還不能深入到每一個家庭的時候,互助式養老是過渡階段中一個比較好的形式。它既節約了成本,也弘揚了一種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理念,是對現有養老模式的一種有益補充。


      目前,大部分地區的互助式養老都處于探索階段,一些問題也逐漸顯現。


      首先,我國不少地方推廣互助式養老主要依托敬老院等養老機構來實施,但許多老人、子女對進敬老院有抵觸,覺得丟面子,這成為推廣互助式養老的一個重要障礙。


      其次,我國互助養老創自民間,是城鄉社會應對人口老齡化的自發性策略。在互助式養老的政策扶持上,國家層面系統的支持政策尚未出臺,省市財政僅起到輔助作用,且各地做法不一,資金鏈存在斷裂風險。河南省武陟縣民政局副局長韓國有告訴半月談記者,盡管社會對互助式養老的重視程度逐漸提高,但有的就是從上級到基層的文件傳導,真正落實下來的資金不多。


      此外,一些地方盲目復制互助式養老的一般做法,老人的參與度不高,未能滿足老人多樣化的服務需求,在互助式養老中存在“走形式”現象。王偉進表示,當前互助式養老服務有限與需求巨大的關系緊張,主要表現為:服務內容與項目不全面,在醫療護理與其他養老服務提供上嚴重不足;在互助養老機構中,專業老年社會工作缺位,缺乏對入住老人適應集體生活的專業指導等。


      優化完善,筑得“蜂巢”滿院香


      在當前人口老齡化趨勢日益明顯,養老成本不斷增加的背景下,互助式養老作為一種積極的、民間的、經濟的養老服務模式,如何進一步優化服務供給,擴大養老效益?


      武漢大學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向運華認為,目前互助式養老在管理、服務、監督機制上缺乏規范性,導致其運行質量不高、規范性不夠。他建議政府出臺相應的制度舉措,在自發的生活照料等內容基礎上,嵌入醫療服務,為互助式養老的開展和完善提供框架指導。


      江西省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麻智輝認為,互助服務是互助式養老的核心,應進一步拓展互助內容,挖掘長者潛能,不斷豐富老人“老有所為”的新形式,讓老年人在參與活動中有所作為,在服務他人的同時體現自身價值,創造社會價值,贏得社會的認同和尊重。


      廣州市社會組織管理局登記處處長印銳建議,可充分發揮慈善公益組織的力量,匯聚更多的社會資源,讓“關愛老人就是關愛自己”的理念通過互聯網平臺傳播。“現在年輕人一打開手機就能看到很多捐助信息,互助式養老體系可以通過互聯網平臺凝聚成一種社會廣泛的共識。”


      新余市委組織部副部長簡桂生也表示,應鼓勵企業、社會組織和個人參與、支持、幫扶互助式養老的具體實踐,滿足老人個性化、多樣化的養老需求。


      據了解,新余頤養之家的前期實踐,已探索出了一條本土商會回饋家鄉互助式養老事業的路子。目前,在新余市水北鎮已形成了850多萬元的農村老年人養老基金。當地用養老基金每年的增值收入,在10個行政村建立了27個頤養之家,為近400名老人實現可持續的互助式養老提供資金保障。


      半月調查


      7  論文為何“貼錢賣”?學術期刊“灰色產業鏈”


      核心提示:論文代寫代發、期刊亂收費等亂象日益滋生,正成為敗壞學術風氣的“毒瘤”。半月談記者多地采訪了解到,“唯論文”的學術考核評價機制是諸多亂象的癥結所在。


      “辛辛苦苦把論文寫出來,還要交審稿費、版面費、加急費、中介費等一大筆錢,就算是‘賣’論文,也沒有這么倒貼錢的!”一位高校教師痛心疾首地說。


      當前,我國學術論文發表數量已位居世界前列。然而,論文代寫代發、期刊亂收費等亂象日益滋生,正成為敗壞學術風氣的“毒瘤”。半月談記者多地采訪了解到,“唯論文”的學術考核評價機制是諸多亂象的癥結所在。


      “進貢”版面費成行規


      多年來,在學術期刊尤其是核心期刊上發表論文,一直是高校、醫院等單位評職稱、晉升、評獎以及研究生畢業的必要條件。巨大需求催生無形的產業鏈。論文代寫、代發、抄襲,中介機構猖獗,期刊亂收費等亂象嚴重,期刊版面費甚至脫離灰色地帶,成為明碼標價的“慣例”。


      四川大學博士后小楊說,如今向期刊“進貢”版面費已是行規,不給的話雜志社就不發或長期拖稿。


      聯系期刊無門怎么辦?一大批真假難辨的中介活躍在網上,“幾乎壟斷了期刊發表渠道”。半月談記者走訪了兩家知名的論文代理公司,其中一家公司的工作人員介紹,該網站可負責職稱評定所需論文、專利乃至教材、著作的發表和署名。另一家公司的工作人員稱,他們與雜志社編輯有直接合作,還可安排專人修改論文,確保順利發表。要發核心期刊,需先付一半定金。


      據半月談記者多方了解,走中介渠道發表論文幾乎是明碼標價。普通期刊每版費用數千元,部分核心期刊每版三四萬元,甚至達到五六萬元。


      重慶某高校李老師坦言,為了評職稱,他曾與一中介談妥并交付1萬元,以求在某期刊上發表文章,其中4000元為期刊版面費,其余是中介費。“約好次年9月出刊,但雜志社臨出刊時說論文有問題,不能發表,言外之意是要更多錢。”


      在這個看不見的“買方市場”上,學者的職銜也被期刊挑三揀四。“什么職稱、是否有基金項目……得是博士、副教授,有省級以上項目,才能勉強送審,否則要交很多錢,專科院校的教師就更難發文章了。”東北一所職業院校的林老師說。


      采訪中,多位年輕學者表示,由于初出茅廬、名氣不顯、論文引用率不高,他們的論文越來越難發,有些刊物只發正教授的文章,副教授都無可奈何,有些刊物明確規定不發碩、博士論文。迫于評職稱或畢業的壓力,他們只能跟導師或其他專家一起署名發表,或自己聯系代理。


      “期刊編輯尤其是核心期刊的編輯現在都是‘香餑餑’,大家爭相巴結。研討會和講課的機會多的是,酬勞不菲,還可能有紅包。”一位教師說。


      “學術垃圾”比例驚人


      亂象因何生成?受訪對象普遍表示,“唯論文”的學術考核評價體系是根源。


      現今,教師職稱評定、績效統計、項目申請都必須發表一定數量的論文,而碩博士畢業、博士后出站也有可觀的論文發表要求。“發不了核心刊物,發幾篇‘普刊’也能折算成科研工作量,于是去低等級刊物‘灌水’的也多了。”博士生李輝(化名)說。


      據介紹,學者論文發表量還可能與退休金掛鉤,畢竟職稱不同,退休后待遇差距很大,這使得學者們不得不盯緊自己的發表記錄。


      一面是龐大的論文發表需求,一面是有限的學術期刊數量,僧多粥少,亂象便應運而生。“別人都這么干,偏你要清高,規矩又沒變化,不淘汰你淘汰誰?”李輝說。據他介紹,有的學校還可以給學生報銷版面費。


      專家指出,論文發表存在的諸多亂象敗壞了學術風氣,損害了正直學者的利益,使學術研究更見浮躁,學術創新的奏鳴曲有“跑調”之虞。


      “現在大學里老師很難安心上課,都要挖空心思地發論文,講課不走形式、發論文不搞關系的反而‘被落伍’,長此以往會毀掉中國學術。”許多教師指出,有的老師課講得好,特別受學生歡迎,但從教20多年還只是講師,只因不肯找人發論文,職稱評不上。


      此外,經不正當途徑刊發的論文往往水平有限,審稿環節缺失,造成錯誤頻發。多位學者指出,在國內期刊發表的巨量論文中隱藏著驚人比例的“學術垃圾”,多數論文是低水平的重復。匯集這類期刊的數據庫也被許多學者列入學生做研究“不宜直接參考”的名單。


      廣東一所三甲醫院的肖教授說,現在新畢業的醫學博士,30%不敢獨立做手術。“國家投入了大量科研經費,但期刊上卻見不到指導臨床實踐的文章,就是因為我們的培養模式是先搞科研再當醫生,醫生會發論文卻不會看病。”


      學術評價也需“結構性改革”


      受訪學者普遍建議,欲從根本上扭轉學術期刊發表亂象,斬斷黑色產業鏈,當前學術評價體系亟待“結構性改革”。對于學術期刊,應給予其必要資金支持,但必須嚴肅規范其行為。


      大連理工大學科學與科技管理研究所所長姜春林等專家表示,應根據不同類型學術活動特點,從創新質量和實際貢獻出發,制定導向明確、激勵約束并重的評價標準和方法。同時積極調整科研資源配置結構,減少不必要的競爭性機制,加大對基礎研究的穩定支持。針對期刊亂象嚴重的醫學領域,重慶醫科大學附屬二院主任醫師鄒平(化名)建議,建立針對醫生實際能力的評價體系。臨床醫生不一定非得做研究、拼論文數量。“醫生的工作量和工作能力可以通過手術的級別和數量、急難重病的處理數量等予以考核,要經過業界專家充分討論制定評價細則。”鄒平說。


      重慶大學教授楊永川、華中農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梁偉軍等專家建議,學術期刊辦刊要嚴格準入機制、加強國家監管;建立針對問題期刊和中介的舉報途徑和黑名單;建立針對期刊辦刊質量的評估和退出機制,由第三方獨立負責,定期實施,不合格者可取消刊號。


      “希望國內所有期刊都嚴格執行匿名評審制度,縮小編輯的權力,防止編輯、中介和學者形成利益共同體。”首都師范大學博士景立鵬等建議,除取消版面費等不合理費用外,還應規范論文發表周期。


      目前,國內部分地區已著手探索學術評價體系改革。遼寧省2016年底出臺政策,鼓勵科研人員成果轉化,而非僅以“論文論英雄”;北京市今年將職稱評審從“唯論文”改為“菜單式”,人才可自選最能體現能力水平的代表性成果,作為評審考核的主要內容。


      基層治理現代化


      8  決策推給上級,責任推給下級!“二傳手”干部惡化基層政治生態


      “二傳手”是指排球運動中接對方來球后專門擔任第二次傳球組織進攻的隊員,也是場上組織進攻、實施戰術的組織者。


      但是,在我國基層治理鏈條中,一些干部機械地做著“二傳手”工作,他們看起來事事經手,似乎工作繁忙,卻不思考、不研究,以會議落實會議、以文件落實文件,執行政策照抄照搬,決策推給上級,責任推給下級……此類干部,被干部群眾戲稱為“二傳手”干部。


      四大絕招:布置一下、傳達一下、上報一下、推脫一下


      中部某省一位鎮黨委書記近期遇到一件“打落牙齒和血吞”的煩心事。


      市里要求檢查超重車輛過境,縣公路局一位領導打來電話,要求鄉鎮設點攔車檢查。鎮黨委書記試探著問了問:“鄉鎮干部并沒有上路執法權,請問公路局能不能派人過來?我們全力配合。”不料,對方的回答簡單粗暴:“這是上面布置的工作,我已經傳達給你們了,我們忙不過來,你們自己搞定。”


      結果,鄉鎮干部硬著頭皮上路執法。有司機質疑他們沒有執法權,不讓攔車和檢查,雙方起了爭執。司機拍了視頻發到網上,輿情鬧大了,鄉鎮干部受了處罰,本應承擔牽頭責任的公路局干部,反而無事。


      “這種‘二傳手’干部只知道推卸責任,不承擔應有義務,嚴重損害了基層干事創業的氛圍。”這名鎮黨委書記向半月談記者抱怨道。


      西北某省一名鄉黨委書記也被“二傳手”干部弄得焦頭爛額。他告訴半月談記者,每周都要參加大量會議,上級通過會議把責任傳導到基層沒有錯,但有的上級部門是通過會議把責任全部推卸給基層,這就有問題了。“比如招商引資,按說是由縣招商局牽頭,我們參與,但開一個會就全部交給我們了,鄉鎮畢竟缺乏專業招商人才,主導這項工作很難出成績,最后做得不好,又要問責我們。”


      多名基層干部反映,“二傳手”干部的行為可以概述為:對上級安排的業務工作,不分析研究,而是機械地以“以會議貫徹會議、以文件落實文件”來推給下級;對應由本部門或本人決策的事情,不承擔責任,而是推給上級或集體,美其名曰“讓領導拍板,讓集體決策”;遇到實在要做的事情,從不發揮創造性,而是照抄照搬,應付了事。


      一位鄉黨委書記直言這樣的干部有四大絕招:有任務,布置一下;有會議,傳達一下;有事情,上報一下;有問題,推脫一下。你要是敢質問他們,他們會美其名曰“分級負責”“責任到人”“屬地管理”,出工不出力、做事不擔責。“只考慮把球快速傳出去,從不在乎球能否傳到位。”


      官僚主義作祟,監督考核不力


      基層干部和專家學者分析認為,“二傳手”干部現象的背后,一方面是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等思想習氣在作祟,是部分地方黨風不正、政風不清的表現;另一方面,也跟部分干部能力素質缺乏、干部監督考核機制不健全有關系。


      一是部分干部缺乏責任心。甘肅行政學院副巡視員王偉教授認為,這樣的干部對黨的事業不忠誠,只考慮個人名利得失,遇到工作,有利則干,無利則推。他們患得患失,怕擔風險,抱著“擊鼓傳花”的心理,試圖當甩手掌柜,出了問題也不關自己的事。


      二是官僚主義習氣作祟。湖南省委黨校公共管理教研部唐琦玉教授表示,這樣的干部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意識淡薄,利己意識突出,在“官大一級壓死人”的意識主導下,把工作責任往下推卸,求穩怕亂,寧肯不做事,也要不出事。


      三是作風不正,思想懶惰。受訪專家認為,這些干部干事熱情不高,長期抱著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得過且過的心態,對工作不認真研究、不認真思考、不認真分析,只會做表面文章,對工作推諉扯皮,影響工作的落實。


      唐琦玉等專家認為,“二傳手”干部也跟客觀因素有關系。一是部分干部自身“本領不強”,能力不足,面對任務,自身無所適從,只好煞有介事地安排部署給下級抓落實;二是部分地方基層環境“不容樂觀”,缺少有效的政績量化考核、檢查督查、獎懲追究、協調聯動機制,沒有真正做到獎勤罰懶;三是部分政策本身“先天不足”,不符合基層實際,難以落實,一些沒有擔當的干部對此則不聞不問,只求扔出這個燙手山芋。


      隱性危害極大,亟須大力整治


      多名基層干部指出,相對不作為、慢作為的太平官,“二傳手”干部的隱性危害更大。“二傳手”干部處處留下工作痕跡,導致人力物力空耗卻難以被察覺。他們將矛盾下移,導致基層權責不匹配,為了完成上級交辦的任務,地方很容易出現弄虛作假,或者違規執法的現象。他們不觸碰矛盾,不得罪人,在干部選拔中甚至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現象,影響基層政治生態,助長人浮于事、推諉扯皮之風。


      專家指出,“二傳手”干部現象敗壞了地方黨風政風,嚴重削弱了廣大干部干事創業的激情,破壞基層干事創業的良好氛圍。在必須打贏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等三大攻堅戰的當下,需要領導干部能干事、敢擔當、有作為,必須對“二傳手”干部的問題大力整治。


      王偉認為,破除“二傳手”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現象,首先要從思想上解決問題,加強對廣大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引導黨員干部牢固樹立正確的權力觀、政績觀。


      其次要持之以恒正風肅紀,繼續整治“四風”問題,不斷健全監督問責機制、干部評價考核機制。唐琦玉認為,要強化監督執紀,嚴格依法問責,讓在其位不謀其政、只做表面文章的“二傳手”干部無處遁形。


      三是營造良好執行環境,加強正向激勵,健全獎懲機制。在干部選拔任用時,加強對擔當的考核權重,讓想干事、能干事、敢擔當的優秀干部脫穎而出。


      唐琦玉表示,針對部分干部“干事擔責越多,出錯幾率越大”等思想顧慮,盡快探索建立容錯機制,為擔當者擔當,形成寬容失敗、允許適度試錯的一整套機制,解除擔當者的后顧之憂。


      同時,針對部分政策先天不足、基層干部本領缺乏等問題,專家建議,必須優化基層政策質量,增強基層政策的科學性、針對性和可操作性;必須明確崗位職責,倒逼干部加強自身學習,提升基層干部本領。


      9  說是來監督,其實是要錢


      基層遭遇假記者敲詐勒索的現象近年來逐漸減少,但“真記者假監督”現象仍然不少,而且套路更深,手法更精。面對這樣狐假虎威的記者,基層為何敢怒不敢言?怎樣才能給基層一個健康良性的輿論監督環境?


      消息很靈通,敲詐有套路


      “我一個記者到環保局來辦事,你們就這態度!如果普通老百姓來了會怎么樣!”回憶起去年一次接待某記者的經歷,王進(化名)哭笑不得。“他威脅說要到市紀委去舉報,不搞掉一官半職不罷休。”


      2017年5月,該記者到徐州市銅山區采訪當地一企業“環境污染問題”,他先去企業拍照,再找到王進所在的宣傳部門,要求到當地環保局查閱企業信息。“結果發現這家企業沒啥毛病,采訪搞不下去了,他就故意找茬,跟環保局工作人員起了沖突”。


      “假監督”一般是組團到基層,常常只有一人有記者證。“如果來了以后能協調,他們就不寫稿。協調不了,他們就把稿件寫好發給我們看,如果我們不理睬的話就發出去。不過,只要打點到位,他們也就不發了。”蘇北一宣傳干部張芳(化名)說。


      “假監督”團伙消息靈通是出了名的。“剛和一撥溝通協調完,就又來了一撥。他們之間會共享信息。”淮安市委宣傳部工作人員王昕(化名)說。不僅如此,他們還很有“新聞敏感”。用張芳的話說,“國家政策關注什么,他們就關注什么”。


      “他們動機非常明確,就是來找你毛病的。”王昕說,“假監督”團伙在反映問題時往往都不惜長篇大論,“小題大做、生造懸念,打所謂的‘深度’牌,就是想讓你怕”。


      “還有的人根本不來,直接在網上拼湊一些東西發過來。”王進說,這樣,他們就可以“一稿多吃”,幾乎同樣的內容可以向五六個不同的省份“開炮”。


      花錢消災怕惹事,取證投訴也很難


      半月談記者調研了解到,“假監督”團伙敲詐基層現象之所以屢禁不絕,是因為他們抓住了地方怕事情鬧大而不惜“破財消災”的心理。


      多名接受采訪的宣傳干部表示,在移動互聯網時代,地方施政小污點很容易被放大為千夫所指的輿論熱點。“假監督”團伙所在報刊可能影響力不大,但他們會用微博微信等自媒體做杠桿,再被門戶網站轉載幾回,不就搞成熱點了嗎?


      徐州一基層宣傳干部告訴半月談記者,為保全當地政府形象和營商環境,花錢買平安是最經濟最有效的應對辦法。“上了熱點,基層一線就要準備好接受問責了,而且領導要求很明確,從重從嚴從快處理。”


      此外,地方基層換屆的時候,“假監督”團伙來的次數明顯增多。“都知道新領導怕的就是重大負面輿情,搞不好一年的工作會被一票否決。”連云港一名宣傳干部說。


      取證投訴難也讓一些地方宣傳干部應對此類敲詐時束手無策。王進表示,“假監督”團伙行動幾乎“滴水不漏”,為了搜集證據,他專門買了錄音筆和執法記錄儀。“但他們一般不跟你討價還價,收錢的時候,有記者證的那個人不出面,而是讓隨同的其他人來收”。


      最近,這些“假監督”團伙騷擾基層又有了新幌子,往往打著“談合作”的旗號。“以前三千五千就能打發走,現在要我們買版面、投廣告,少的要三五萬,多的要十萬。”王進說,其實他們報刊的版面早已由個人承包,往往是一個記者帶著幾個助手在外“經營”。


      鼓勵真正的監督,遏制虛假的輿情


      “說實話,我們處理這些事情其實風險挺大的,經費支出管理越來越嚴,很多單位沒法去協調這個錢。”張芳告訴記者,平時要花很多精力來處理“假監督”團伙的騷擾敲詐,可以說心力交瘁,“各地的宣傳部門交流起這些事情來,都是一把辛酸淚”。


      “正常的輿論監督能非常有效提高基層黨政工作效率。一些多年沒解決的問題,經媒體反映后,有時很快就有了轉機。”王進說,歡迎媒體對地方基層的輿論監督,但監督應該著眼于社會公眾利益而非一己私利,應該以建設性為底色,而非無事生非。


      自媒體發布信息門檻低,讓“假監督”團伙不愁沒有“負面輿情”的出口。“有些人說,報紙上發不了,但是他有網站可以發,如果網站不能發的話,自媒體可以發,比如注冊今日頭條號、百家號或者一點資訊,這個是最要命的。”王進說。


      “打擊新聞敲詐不能像打擊黃牛一樣,勢頭猖獗起來才整治一下。要把這個剎車一直踩下去,盡量不給它留空間。”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張濤甫認為,要標本兼治,明確執法依據,建立長效機制,還基層一個風清氣正的輿論監督環境。


      教育


      10  最嚴禁令下,補課班玩起“躲貓貓”


      追蹤!最嚴禁令下,補課班玩起“躲貓貓”


      教育部等四部門近期聯合印發了《關于切實減輕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開展校外培訓機構專項治理行動的通知》。


      在這個被稱為“最嚴禁補令”頒布后,部分校外補課班轉入地下,辦到民宅中,違規補課變得更加隱蔽。


      助推這一市場的,是學生面對應試壓力的無奈選擇和“就連老師都勸你去補課”的尷尬現實。


      名校周邊小區,成了補課大本營


      長春市名校周邊的一些小區如今成了地下補課的大本營。在鄰近一重點中學的小區內,大大小小的牌子上寫滿了托管、補課、小升初輔導的字樣,補課的門類也涵蓋各個科目。


      部分補課班還有偽裝,在長春市一所中學正對面的街上,一家普通的書店,每天晚上5點以后,都有學生魚貫進入。


      半月談記者跟隨他們進入書店,發現他們涌進書店后面的一間房,里面排滿桌椅。


      “教室”外面,幾名家長在討論如何交費。有的建議給老師微信轉賬,有的說用微信轉賬會留下痕跡,老師已經給了他一個銀行賬戶,讓把錢直接存進去。書店店主說,不如把錢給她,由她轉交給老師。


      長春市民喬和(化名)曾是一名地下輔導班的組織者。兒子在長春市某中學上學,他在學校附近租了兩室一廳的民居,在孩子班級挑選15名同學,和家長簽訂保密協議書。通過熟人在各個學校聯系教師。


      喬和透露,參與補課的在校教師基本有一個默認的價格表,一般按照課時收費,小學教師收費在800元,初中教師在1500元,高中教師可以達到2500元以上。


      一到假期,學生從早7點到晚7點進入補課時間。平均每位家長的開銷在2萬元左右。補課教師的收入每年少則10萬,多的有超過20萬,相當于年薪的2倍。


      針對此,長春市教育局主抓“亂補課、亂辦班和亂收費”問題的師培處處長韓松表示,目前工商登記的民辦培訓機構,已經基本沒有在校教師上課,但那些沒有登記備案的“黑班”游離于監管之外。


      科目多課時少,課業壓力傳導到課外


      近年來,中考的考察科目有逐漸增加的勢頭,很多地方將體育、信息等科目均納入考察范圍,不少城市的中考科目均在10門左右。


      很多初中一線教師反映,由于考試科目較多,學校課程時間不足,出現了各科爭課的情況。


      長春市第47中學語文教師楊穆說:“下午的自習課都被各個學科課程占滿了。教師沒有答疑時間,每天留的作業只能把答案發到家長群里自行批改。”


      學生補課主要是加強練習和解決課后疑問,這樣晚上補習1.5至2個小時,相當于多上了2到3節課。


      部分學校采取了另一種做法,即學案教學法。教師將自制的學案在課前發給學生,學生回家提前預習課程內容,并將習題完成。


      教師將學案收回后,根據批改后的錯誤率,設計教學進度,對于沒有問題的部分一筆帶過,對于錯誤較高的部分集中講解,并在課堂上練習。


      有學生家長認為,這種方法其實是將課內知識的學習過程推給學生,適合自學能力較強的學生,自學能力較弱的往往難以跟上進度,從而不得不在假期提前學習教材內容。


      長春市大橋外語培訓學校教師王琪主教初中英語課程,但班里的學生以四五年級小學生為主。


      他說,很多家長擔心小學英語的內容太簡單,進入中學后孩子難以跟上教學進度,于是提前學習初中課程。


      “這種升學考試壓力的向下傳導非常普遍。”


      “孩子班主任就建議早點在外面補課,多學習一些內容,以免進入初中后跟不上進度。”長春市小學家長董玲說。


      根治地下補課,須消化現實需求


      如何根治地下補課?教育學者認為,教育部門應為各地中考科目及考綱制定更明確的考察范圍和標準,推進綜合素質評價和多元化考察體系,推動高中階段教育普及化,將中考由人才選拔體系轉變為人才分類體系(分為學術型和應用型人才),從而緩解升學壓力。


      “共享教育”的信息化建設,也將從源頭上消除校外培訓需求。


      2017年長春市教育局推出“名師云課”,內容涵蓋全部課程,以專題形式進行各科知識的預習和復習,課程上傳網絡,學生可以在線點播。


      同時,建立中小學生學習成長自助平臺,建成學習資源豐富、涵蓋各學段、隨時隨地學生可學習、家長可輔導的便責任編輯:張粉霞-YJ捷網絡學習平臺。


      提高課堂效率,縮短課業時間,同樣可以緩解學生補課壓力。


      長春市第30中學將升學壓力由學生傳導給教師,通過讓老師大量做題,精心篩選出典型題目,帶著學生精講精練,而非搞題海戰術,切實減輕學生負擔。


      “這樣老師辛苦一點,學生輕松一點。”長春市第30中學校長張晶說。


      時政


      11  大數據撞開“智慧政府”大門


      大數據是一種工具,一種理念,更是一個時代。身處萬物互聯的潮流中,我國審時度勢,把大數據上升為國家戰略。半月談記者在上海、浙江、貴州等地調研發現,大數據加速了我國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并開始向海外提供服務。


      搶灘:“智慧政府”帶來善治方案


      縱觀人類社會發展歷史,每一次技術進步都會帶來社會變革。而這背后,往往也伴隨著公共管理與公共服務領域的巨變。


      “中國進入新時代,恰逢世界技術革命、產業革命的關鍵時期。在這個時期,以大數據為代表的信息技術在各個領域、各個行業的應用越來越廣泛。”貴州省大數據發展管理局局長馬寧宇說。


      對于政府而言,利用大數據提升管理、服務和決策的水平,是當今世界各國的發展趨勢。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數字與移動治理實驗室主任鄭磊說,各國目前開始邁向提供高效、智能、個性化服務的智慧政府階段。比如英國政府將醫療數據匯集到國民醫療服務系統中,統一歸口、共享、分析,從而能夠更好地認識病患、研發藥物和治療方式。


      近年來,開放數據在許多國家迅速推進。2009年,美國聯邦政府數據開放平臺正式上線,成為世界上首個一站式政府數據開放平臺。目前,全球已有60多個國家和地區以及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開放了公共數據。以數據為基礎的治理應用快速推廣。


      我國也涌現了類似的建設構想。如《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2017—2035年)》提出,要建設卓越的全球城市,運用新一代信息技術改善生活、生產、治理方式,提高城市精細化管理水平。


      落地:治理從定性走向定量


      一站式辦理避免來回蓋章、“城市大腦”緩解交通擁堵、人流熱力圖疏導游客……翻開現代生活的篇章,過去群眾辦事“跑斷腿”、社會管理“粗線條”、部門信息“不并聯”、政府決策“樣本少”等現象正在被扭轉。


      在浙江,截至去年底,“最多跑一次”改革實現率和滿意率分別達到87.9%和94.7%。在浙江衢州,通過“一窗受理、集成服務”辦不動產證,從原來3個窗口跑9次變為1個窗口跑1次,提交材料從3套減少到1套,辦結時間從數日縮短到60分鐘。


      即使在西部貧困山區貴州,從領取農機補貼到村民打車出行,從遠程醫療到智慧法院,一系列大數據的應用場景,也正滲透到社會治理的方方面面。


      “您有一條新的消息!”走進貴州黔東南州雷山縣“通村村”智慧交通調度中心大廳,不時聽到訂單通知聲響起。“簡單說,這是一款農村版的‘滴滴出行’,利用大數據來實現人車信息匹配。”負責運維的公司負責人羅永安說。


      “大數據突破了時空限制,以極低的成本拉近了各方溝通的距離,為民意表達、信息公開、意見反饋等提供了技術支撐,為社會主體參與社會治理提供了有效平臺。”在重慶市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黎智洪看來,運用大數據,使社會治理從定性走向定量,為解決公共領域問題提供了更加高效的途徑。


      發展:開始為世界提供借鑒


      隨著國家大數據戰略配套政策措施的制定和實施,我國大數據產業發展環境將進一步優化,大數據的新業態、新業務、新服務迎來爆發式增長,產業鏈進一步成熟和擴張。


      去年9月,美國麥肯錫咨詢公司發表報告《中國數字經濟如何引領全球新趨勢》稱,中國目前已是全球領先的數字化投資和應用大國,正改變全球數字化格局。


      半月談記者在上海市測繪院采訪了解到,這個原先以繪制紙質地圖為主要業務的單位,如今借助世界先進的測繪技術,能對道路、水系、樓宇、綠化等100多項地理空間信息進行精準分析,其海量數據以“地圖”的形式為政府相關部門科學決策和精細管理提供依據。近年來,來自國內外的個性化“訂單”已應接不暇。


      “以數據大腦為核心,實時監控分析道路車流量,在車流巨大的路段,全程綠燈不停車,是‘城市大腦’給出的一套城市治堵方案。”阿里巴巴首席技術官王堅說。


      杭州市公安局蕭山分局副局長孫世祥表示,“城市大腦”在過去的一年中接管了杭州128個信號燈路口,每15分鐘就能根據攝像頭數據調節紅綠燈資源,對道路和時間資源再次分配。這一實踐使試點區域通行時間減少15.3%,高架道路出行時間節省4.6分鐘。


      “城市大腦”自2016年10月在杭州落地后,蘇州、衢州、烏鎮、西安、澳門以及新加坡、吉隆坡等地進行了推廣并簽訂了合作協議,幫助城市進行高效自我管理。


      中國首個大數據綜合試驗區貴州,近年來與美國硅谷、印度班加羅爾互動頻繁。未來,貴陽大數據交易所將與美國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開展數據合作,加速商業數據在中美市場乃至全球商業市場進行融合。“中國在數據資源這件事上,一定會出一個小崗村的。”王堅堅信。


      攻堅:協調推進數據開放與安全


      半月談記者調研發現,大數據是新興產業,世界各國都處于起步階段,盡管中國在一些領域表現不俗,但要真正成為數字強國,不斷提升大數據治理水平,還要夯實基礎、練好內功。


      在鄭磊看來,地方政府最重要的課題依然是如何打通部門間的信息壁壘以及怎樣利用大數據進行科學決策。“政府的數據就像封在瓶子里的蘇打水,只要把瓶子一打開,嘭的一聲,數據的能量就迸發出來了。”鄭磊說,除了開放意識不到位外,相關部門和單位還面臨能力不足、共享規則缺失的問題。


      浙江省數據管理中心主任陳新忠表示,大數據治理在推進過程中,存在缺乏統籌規劃、相關法規與數據共享不適應等問題,建議加快制定國家大數據管理條例,盡快修訂相應的法規條例。


      在做好開放的同時,公眾信息安全同樣不可忽視。工信部賽迪研究院互聯網研究所副所長陸峰說,當下許多公司、場所等都在采集個人信息,這些數據保存在公司服務器上,有大規模用戶數據泄露的風險。


      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常務副秘書長王露表示,相比發達國家,我國數據強國戰略還面臨一些問題和挑戰。“要進一步推動建立國家大數據戰略所需要的體制機制,加強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研發,有效防范安全風險。此外,要加強國際數據治理政策儲備和治理規則研究,積極引導并參與數據規則制定,提升參與全球治理的能力。”


      民生


      12  一個駐村干部眼中的扶貧關鍵詞:文化、互助、大病


      張偉,2014年8月至2016年12月,任遼寧省直機關工委駐省級貧困村——彰武縣北甸子村工作隊隊長,兼村黨支部副書記,2015年8月任彰武縣委副書記兼駐村工作隊隊長。現任遼寧省直機關紀工委副書記,并仍兼任彰武縣委副書記、駐北甸子村工作隊隊員。在駐村3年多的時間里,張偉記下了10萬余字的扶貧日記。半月談記者問他,幾年駐村實踐后,認為扶貧的關鍵詞是什么?他沉思良久后回答:文化、互助、大病。


      渴望文化生活,出乎意料之外


      【扶貧日記】有個叫喬玉環的女青年問我,春節前通有線是真的嗎?當我告訴她,保證讓全村人看上2015年春節聯歡晚會時,她的眼神瞬間亮了,充滿期待的光茫。


      從省會沈陽來到位于科爾沁沙漠邊緣的彰武縣北甸子村時,盡管早有心理準備,但張偉還是被眼前看到的情況驚呆了。全村有102戶建檔立卡貧困戶,占總戶數的1/3。村里沒有水泥路,許多房屋破敗不堪,風沙常年覆蓋在村徑小巷和村民院落上,處處灰黃一片格外悲涼。


      2014年8月,在張偉進村后的第一次村民大會上,一門心思琢磨著如何讓村民們富起來的張偉本以為村民跟他提的會是物質要求,但他萬萬沒想到,大家意見一致地向他提出“能不能讓我們在明年春節前看上春晚”。原來,村里一直沒有通有線,村民們家里的電視幾乎成了擺設。


      此時離2015年春節只有幾個月時間了,在駐村工作隊的奔波協調下,省里有關部門當月就撥出資金21萬元免費為村民們裝上了有線。不久后,當除夕來臨,北甸子村家家戶戶傳出此起彼伏的笑聲,村民們第一次在自己家看上了春晚,那一刻,幸福感在全村蔓延。


      幾年來,在駐村工作隊的不斷努力下,北甸子村3個自然屯之間以及屯里的街巷、房前屋后都通上了水泥路,還建起了兩個文化廣場,安裝了健身器材和籃球架,架設了路燈,村民還組建起秧歌隊和籃球隊。


      每當夜幕初降,文化廣場上的路燈亮起,村民們要么穿著統一的服裝,開心地扭起秧歌,要么就組團打籃球。村支書邢守龍說,自打通了有線,有了文體活動,老百姓的的精氣神都足了。


      政府出力,還要鄉親們形成合力


      【扶貧日記】幸福生活不是別人給的、也不是等出來的,脫貧致富不能光靠政府,要靠貧困戶自己汗水滾落田地澆灌,要靠雙手磨成老繭奮斗,還要靠鄰里鄉親們守望相助,都伸出一雙溫暖的手,合力奔小康。


      北甸子村地廣人稀,土地貧瘠,風沙侵蝕嚴重,加之靠近內蒙古,長期以來,種地收益低,而養殖業相對發達,但這也僅限于幾個養殖大戶,絕大多數村民并沒有能力靠養殖致富。


      工作隊隊員們一戶戶走訪,一家家聊天,去遍了田間地頭和老百姓的炕頭。經過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張偉認定,要想脫貧致富,村民必須也只能走養殖這條路。然而,貧困戶差的不僅是資金,還有技術、經驗和市場,以及靠養殖致富的信心和決心,因此只有讓養殖大戶牽頭,才能帶動貧困戶脫貧。


      為了打消村里兩個有名的養殖大戶李萬泉和王輝的顧慮,工作隊三番兩次登門拜訪。“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工作隊的誠意最終打動二人,同意帶領33戶貧困戶養牛致富。隨后,工作隊四處奔波,向金融機構爭取下來每戶20萬元的養殖貸款。


      最終,北甸子村形成了獨特的脫貧產業鏈:養牛大戶給貧困戶擔保申請貸款—扶貧工作隊協調金融機構并由政府貼息發放貸款—給貧困戶的貸款直接發放給養牛大戶—養牛大戶用貸款買牛犢分給貧困戶養殖—養牛大戶提供飼料、技術支持和負責市場銷售。


      在駐村工作隊和村民的共同努力下,現在的北甸子村已成為遠近聞名的養牛專業村,全村養牛戶近70戶,存欄肉牛7000余頭。富起來的村民蓋起了新房,不少村民還買了汽車。


      “即使是政府的力量也是有限的,跟貧困作斗爭,必須把所有能動員的力量發動起來,形成合力。尤其是當地的致富能手,因為他們的致富經驗是最切合本地實際的。”張偉說。


      大病致返貧,一道繞不過去的坎


      【扶貧日記】每次來慰問都要給老冷留下點錢,他總是攥著我的手不放,一個勁兒地感謝共產黨。相當多的貧困戶,是因為重病致貧返貧,即使條件不錯的家庭,一場大病也會變得一貧如洗。


      67歲的冷玉石患有腦血栓,右腿還截了肢,只能靠老伴照顧。雪上加霜的是,幾年前,老伴查出患有骨癌,家里一下子就像是塌了天。他的三個女兒成家后也是土里刨食,日子過得相當艱難。幾年下來,老冷和老伴治病已花了40多萬元,家里一貧如洗。


      半月談記者是在女兒家看到的冷玉石。他女兒一家生活也不富裕,要贍養80多歲的公婆,為了給父母看病,不得已把家里養的30多只羊都賣了。說著說著,老冷又哭了起來,“要是沒有張書記,我的日子更沒法過了!”


      冷玉石成了張偉的一塊心病,他先后找了民政、慈善總會、工會、婦聯多個部門,尋求各種救濟渠道,還發動自己的朋友們為老冷捐款,先后籌集了近2萬元,但是和老冷夫妻治病所需的費用相比,不過杯水車薪。


      像老冷這樣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貧困戶在北甸子村還有好幾戶,他們成了張偉掛職扶貧期間最牽掛的家庭,也是他邁不過去的最無奈的一道坎。“如何把這部分人帶進小康,確實是難中之難。靠救濟、靠低保,只是解決生活一時之需,實在需要針對農民大病完善機制,保證大病不拖累家人,這樣才能不變窮、不返貧。”張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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