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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半月談第17期_半月談2017第17期文章匯總
    http://www.iranairiatravel.com/       2017-10-09      來源:半月談
    【字體: 】              

      點此下載半月談2017年第17期精選文章匯總(PDF打印版)


      《半月談》是黨政機關公務員必備的閱讀學習刊物之一,也是考公務員申論備考非常好的資料。


      下面是網頁閱讀版:


      2017年半月談(第17期)(精選)  


      半月評論:拓展朋友圈,金色更璀璨


      (本期半月評論對申論備考價值不大,此處只提供標題,正文未予選入)


      送房送戶口!二線城市競爭步入“下半場”


      落戶降門檻、買房有補貼、創業給政策……今年以來,武漢、長沙、成都、西安等十多個城市,先后出臺了力度罕見的人才吸引政策,有的甚至成立專門的招才引智機構。激烈的“搶人大戰”、誘人的“留人政策”凸顯出當前我國二線城市競爭逐漸從早期的側重拼產業、拼招商,躍升到了更重拼人才、拼引智的新拐點。


      二線城市打響人才爭奪戰


      半月談記者梳理各地新出臺的人才政策發現,與過去相比,今年二三線城市的“留人政策”不再僅僅局限于人才金字塔的頂端,而是把目光瞄準每年700多萬大學畢業生。政策著力點也放在了畢業生關心的戶口、住房等多種實際需求上。


      以房留人。在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房價高企的背景下,不少二線城市為了吸引人才,推出了以房留人的政策。


      作為全國高校集中地之一,今年初,武漢推出“百萬大學生留漢創業就業工程”,計劃5年內留住100萬名大學生。今年武漢將提供首批大學生人才公寓3600余套,今后每年將建設和籌集50萬平方米以上的人才公寓,5年內滿足20萬人的租住需求。同時,武漢還提出爭取讓大學生以低于市場價20%的價格買到房子。


      長沙則推出了畢業生購房補貼政策,對新落戶并在長沙工作的博士、碩士、本科生等全日制高校畢業生(不含機關事業單位人員),2年內分別發放每年1.5萬元、1萬元、0.6萬元租房和生活補貼,博士、碩士畢業生在長沙工作并首次購房的,分別給予6萬元、3萬元購房補貼。


      落戶留人。除了住房之外,還有一些二線城市在落戶方面向青年人才伸出了“橄欖枝”。


      長沙市未來5年計劃吸引儲備100萬名青年人才創業就業,實行高校畢業生“零門檻”落戶,推行“先落戶后就業”,全日制本科及以上高校畢業生憑戶口本、身份證、畢業證即可辦理落戶手續。《成都實施人才優先發展戰略行動計劃》明確,鼓勵青年人才落戶,在本市同一用人單位工作2年及以上的技能人才,可憑單位推薦、部門認定辦理落戶手續。


      編制留人。在一些戶口等吸引力相對較小的地區和城市,為了引進自身發展所需要的緊缺人才,拴住人才的心,開出了“直接入編”的政策。


      今年初江西出臺的《關于深化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的實施意見》提出,高層次人才或引進的特殊、急需、緊缺人才,由用人單位提出申請并經認定后,直接辦理進人核編和上編手續。


      獎勵留人。也有些城市通過直接“給票子”的方式吸引人才。長沙市今年發布的《長沙市建設創新創業人才高地的若干措施》提出,長沙將定期發布緊缺急需人才需求目錄,對入選市級高層次緊缺急需人才的,根據人才類別分別給予50萬元、30萬元、15萬元獎勵補貼。


      創新創業爆發期,競爭步入下半場


      人才是城市的未來和活力之源。二線城市人才爭奪戰的背后一方面是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收緊落戶、房價高企以及產業轉移對青年人才的“擠出效應”,另一方面則是由于二線城市正處于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對人才的需求呈現新特點。


      江西省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麻智輝表示,過去,二線城市的競爭主要比拼的是人力和土地成本;如今,傳統產業結構急需轉型升級,新經濟、新商業模式層出不窮,對創新的要求也越來越高。


      半月談記者了解到,為搶占新經濟發展先機,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中部省份密集出臺了支持新經濟發展的政策。新制造經濟、新服務經濟、綠色經濟、智慧經濟和分享經濟等新經濟蓄勢待發。


      例如,江西提出重點做大做強新產業,將其打造為新經濟發展“引爆點”。其新產業發展目標是,新材料、大健康、電子商務產業主營業務收入(交易額)均突破1萬億元,新型電子、生物醫藥、航空產業主營業務收入分別突破2500億元、2000億元、1000億元。


      “誰能搶占人才,誰就能贏得下一個十年的發展先機。”麻智輝表示,當前不少二線城市的創新創業企業逐漸進入爆發階段,正是大量需要人才的時候,搶占人才就是搶占未來。


      吸引人才不能止于蓋房子、給票子


      半月談記者注意到,一些長期困擾人才流動的深層次矛盾和隱形門檻,仍有待解決。否則,“搶人政策”容易淪為看得見、摸不著的空中樓閣。


      一些就業者表示,除了北京等極少數城市外,絕大多數地方真正吸引人的是工作機遇和發展空間,而并非戶口或補貼等。


      北京大學的博士畢業生李某,本來有意前往西部某省會城市高校擔任教師,最終卻被卡在了“35歲”這一年齡門檻上。“一個提出要引才育才100萬的城市,難道容不下一個40歲的博士?”李某無奈地向政策低頭。


      除此之外,還有不少求職人員因“專業名稱不符”而被二三線城市單位拒之門外。這說明,吸引人才不只是給政策、拿票子、蓋房子這么簡單,更為關鍵的是要從細處著手、從制度著手,優化就業創業環境。


      那么,什么樣的環境才能真正留住人?有專家表示,拋“橄欖枝”只是表達了政府對人才的需求,但把人才市場做大,起決定作用的還是當地發展的潛力和人才成長機制的塑造。


      單純比拼地方政府財力,試圖靠短期“砸錢”吸引人才流入來改變城市發展面貌,收效不一定很顯著。前些年出現的從“逃離北上廣”到“逃回北上廣”,說明二三線城市要真正留住人才,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比如,是否具有良好的產業配套和清晰的產業定位,讓人才各盡其用?是否能夠真正消除各種隱形歧視,完善公共服務,形成公平競爭的用人機制?


      一座城市怎樣對待人才和人才怎樣回饋城市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以城留人的核心是以“誠”留人,真正用心營造一座城市不唯地域、不限年齡、不拘一格求人才的氛圍。


      招鄉賢回歸,促鄉村善治--萬名新鄉賢的“臺州模式”


      鄉賢文化積淀了我國千百年來鄉村治理的智慧。在新的時代背景下,鄉賢正被賦予新的內涵,成為當下農村社會治理的重要資源。


      隨著大量農村優質勞動力外出,精英人才遠離農村,留守群體日漸老齡化,雙重“失血”令農村人才出現斷層、“空心化”,一些鄉村日漸凋敝,鄉愁和文脈難以延續。


      這是橫亙在城鎮化進程和美麗鄉村建設之間一個繞不開的話題。


      而解決問題的關鍵是:找到能夠發展、建設、治理鄉村的能人。鄉村能人去哪兒找?“臺州模式”給出這樣的答案:生于故土、情系鄉里的鄉賢。


      招賢回報桑梓,破解鄉村人才“空心化”


      鄉賢無疑是鄉村中最具開闊視野、豐富見識和各類資源的人士。


      從浙江省臺州市的實踐探索看,新鄉賢既對我國傳統文化和鄉村情況比較熟悉,又具有新知識、新眼界,掌握現代價值觀念和知識技能,成了連接傳統與現代的橋梁。


      臺州臨海市東塍鎮東溪單村有人口2100人,其中60歲以上約500人。


      這些年,村里走出去了150位從政、經商的能人、賢人。村支書單國取說,這些走出去的能人、賢人是東溪單村最大的人才資源。


      受我國數千年傳統文化影響,無論是為官致仕還是經商從賈,農村外出人才都有“葉落歸根”的愿望。


      臺州市委書記王昌榮認為,新農村建設和鄉村治理第一大短板是人才資源的匱乏,而招引鄉賢回歸是一條有效的途徑。


      2014年,在上海從事對沖基金行業的張聰帶著總投資超過3億元的浙商回歸項目,返回家鄉臺州市黃巖區北洋鎮創業。


      兩年后,他創辦的藍美莊園--旅游+體驗農業開發項目,已經成為鄉里鄉親在家門口“體面就業”的主要途徑。


      33歲的王婉雅是藍美莊園的一名前臺工作人員。在進入藍美前,高中文化的她曾背井離鄉外出打工,中途還一度輟業回家,靠打麻將度日。


      “現在這份工作方便帶孩子,我很滿意。”王婉雅說,她每個月可以拿到3000元工資,生活品質大為提高。


      黃巖區政府辦主任戴庭曦介紹,在臺州各地,招引鄉賢回歸帶領村民致富的故事不勝枚舉。


      參與教化治理,引領鄉風文明


      在臺州,新鄉賢還成為參與基層文明教化和社會治理的重要力量,維持了鄉間社會的禮儀和秩序,成為一方百姓眼中的長者甚至權威。


      黃巖區聯群村是個落后的村莊,村里的年輕人外出打工了,村里留下的大多是老人。


      老人們聚在一起,無事可做,于是打麻將成為主流,聯群村也成了當地有名的“賭博村”。


      當地鄉賢、畜牧獸醫潘深河看到這種情況甚為憂慮。


      2001年,潘深河自己掏錢辦講堂,向村民傳播文化知識、文明鄉風。去年,潘深河老人去世,82歲的“助教”、村里退休的老校長林如雄接過了“教鞭”。


      村里老人聽課的熱情讓老林感動不已:一位中風的老人,堅持讓子女推著小車來聽課;一位駝背的阿公,腰彎成90度了,走幾步歇一會兒,蹣跚著來到課堂……


      臨海東溪單村的新鄉賢致力于傳承和重構孝文化,該村愛老敬老蔚然成風。用東溪單村鄉賢會會長單益波的話說,“東溪單鄰里代際和諧,吵個架都會覺得不好意思”。


      半月談記者走進“十佳孝星”沈梅花家時,她正服侍89歲的婆婆用午餐,桌旁擺放著剛做了一半的手工彩燈。


      沈梅花的丈夫11年前去世后,她憑借一己之力硬是蓋起了兩間大瓦房,“11年來婆媳倆天天睡在一張床上”。


      單益波說,東溪單村鄉賢組織成立了孝心基金理事會,累計發放基金200余萬元。


      2017年,該村還成立了臺州第一家民政局注冊的鄉賢會,吸納了74位來自政、軍、商、文各界的鄉賢。


      鄉賢會的會長、副會長和秘書長由民主選舉產生,村里還探索試行了“村兩委會+鄉賢會”的基層治理模式。


      延續鄉情臍帶,萬名鄉賢幫千村


      在臺州,起始于一年前的一場萬名鄉賢幫千村活動,目前已經落實產業開發、基礎設施建設、公益事業發展等各類項目4200多個。


      半月談記者調研了解到,臺州當地新鄉賢主要從道德育村、文化治村、項目扶村三個層面助推新農村建設與治理。


      一是送鄉賢榜、塑鄉賢墻、建鄉賢館,鄉賢“道德育村”。


      臺州各地充分利用文化禮堂、書院等鄉村公共平臺,創設鄉賢館,匯編鄉村“微檔案”,講好身邊的鄉賢故事。


      三門縣還敲鑼打鼓給鄉賢送紅榜,讓鄉賢“榮歸故里”有儀式感。


      二是設鄉賢會、贈鄉賢冠、聚鄉賢智,鄉賢“文化治村”。


      把開展萬名鄉賢幫千村活動與駐村“第一書記”有機結合起來,“第一書記”在結對村當“娘舅”、做“媒人”,增強村兩委班子戰斗力,激發“窮山村”追夢“綠富美”。


      臺州市機關事務管理局副調研員張新建退居二線后,被派駐到仙居嶺腳村,不僅有效化解村班子內部矛盾,還幫助村里制定發展山油茶、楊梅經濟規劃。


      三是籌鄉賢金、結鄉賢親、攬鄉賢才,鄉賢“項目扶村”。


      臺州各地利用鄉村生態、資源優勢,積極對接鄉賢資金、項目,發展特色產業。


      全市1988個經濟薄弱村實現鄉賢結對全覆蓋,幫扶資金達114.2億元。不少村級集體經濟迎來華麗轉身,一大批空心薄弱村煥發新生機。


      王昌榮說,傳承、弘揚鄉賢文化,正是要從中國歷史和傳統文化中汲取智慧,豐富當下鄉村社會治理工作中的資源。


      鄉賢回歸有利于引入外部資源來推動鄉村建設和鄉村治理,推進基層治理現代化。


      當然,暢通鄉賢返鄉之路,還需要完善相應政策措施,給予他們身份和平臺,建立準入機制、履職激勵機制、榮譽授予機制等。


      基層治理路漫漫,“臺州模式”還在路上。


      招賢反哺,見賢思齊


      隨著工業化、城市化的不斷推進,大批鄉村精英流向城市,而鄉賢的大量回歸,有助于破解農村凋敝的核心問題--鄉村精英流失。鄉賢在人才、資本、信息、技術等方面的回歸與反哺,能直接帶動鄉村經濟社會發展。


      在當下社會轉型時期,鄉賢回歸讓一批事業有成的在外精英,通過依法選舉加入村干部隊伍,參與鄉村治理,構建了以“發展、民主、法治、和諧”為主要內容的鄉村善治體系,有利于形成“依法治村、以德治村、自我治村”的鄉村治理新格局。


      從村社的角度看,鄉賢的回歸還可打破原有鄉村的利益格局。本地村民熱衷于競選村干部,難免有自身及其家族利益的考量。而回歸的鄉賢或出于家鄉情結,或應鄉鎮干部的動員和鼓勵,一般與村中利益瓜葛無涉。


      鄉賢既是本鄉本土的賢者,更是在外發展的能人。把這些賢者和能人團結在一起為家鄉服務,需要鄉賢會這樣的社團組織作為橋梁和紐帶,從而構建“以村兩委為主導、村股份經濟合作社為基礎、村務監督委員會和鄉賢會為兩翼”的治理體系。


      正確處理鄉賢會與村兩委的關系,既可發揮鄉賢會在鄉村法治、德治、自治中的輔助作用,又可鞏固村兩委依法治村的主體作用。


      見賢而思齊,鄉賢的示范榜樣作用有助于教化鄉里,感化村民。通過崇賢尊賢濃厚氛圍的營造,“愛國愛鄉、樂于奉獻”新鄉賢文化的弘揚,民間道德被引領并不斷向上發展,新鄉賢的正能量可望內化為村民的行為規范和道德自覺。


      國旗下,美麗與鄉村有“約”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以下簡稱“巴州”)是我國面積最大的地級行政區,素有“華夏第一州”之稱。今年上半年,巴州每個村周一升完國旗后,村民們就聚集在國旗下,共同商討制定本村的村規民約。一條一條商訂,一篇一篇開展,村規民約從墻上嘴上走進村民心田。國旗下的村規民約“約”出了一個個美麗鄉村。


      “我制定,我簽字,我承諾,我執行”


      “各位鄉親,同意的請舉手。”話音剛落,在巴州博湖縣查干諾爾鄉敦達布呼村委會,400余位村民齊刷刷舉起了手,一致同意通過村規民約平安和諧篇。


      5月底,敦達布呼村成立村規民約制定委員會、執行監督委員會。村民買買提·牙合甫說,以前大家對村里的環境衛生都不大重視,雜物亂丟,垃圾遍地。“環境衛生篇實施后,村里設立了‘紅黑榜’,衛生條件明顯改善。”


      村民馬新是村規民約制定委員會的一員。“我們將村民關心的熱點難點和亟待解決的問題分類提了出來,再由所有村民共同商討、舉手表決,寫進村規民約。”馬新說。


      村委會辦公桌上,一摞摞標著不同篇章村規民約的檔案盒裝得滿滿當當,簽名頁上每位村民的名字歷歷可見。“從最初征求意見到形成終稿,我們至少3次到每位村民家中走訪。”馬新說。目前,5個篇章在敦達布呼村已全部推行。


      國旗下,村里悄然變化


      走在村間小道上,不見塵土翻飛,居住密集片區都擺放了垃圾桶。曾因家里衛生差上過“黑榜”的買買提·吾守爾江說,上了“黑榜”后他不敢怠慢了。新一期的“紅榜”,買買提榜上有名。


      民族團結篇剛開始推行時,吐爾遜·巴拉提和趙敦富就主動結為“親戚”。吐爾遜說,敦達布呼村是個多民族村,村規民約活動的開展讓大家更加團結。


      在敦達布呼村的鄰村烏廷郭楞村,最先推行的是婦女兒童權益保障篇。一個月后,原來村里常出現的不贍養老人、離婚后不給孩子撫養費的情況,逐漸銷聲匿跡。


      不僅如此,村規民約也成為扶貧幫困的新引擎。在博湖縣塔溫覺肯鄉各村制定的村規民約扶貧幫困篇中,對扶貧幫困工作作了詳細規劃。


      哈爾恩格村義務監督員鄭之萍說,如果有勞動能力的貧困戶不自力更生,除了在“黑榜”上公示,還暫停發放該戶的各類補貼,待整改完畢后再發放。


      讓群眾走在前面,與大地貼得更近


      每天走訪入戶,尋找宣講素材,哈爾恩格村草根宣講員熱孜亞·圖爾貢現在的生活豐富充實。熱孜亞將一條條枯燥的村規民約故事化、生活化,“都是發生在村民身邊的事,這樣講大家心服口服。”


      在熱孜亞看來,以前村規民約只掛在了墻上和嘴邊,村民并不認可,總認為和自己沒關系,但現在不一樣,每個人都能參與到村規民約中。


      一向“愛管閑事”的敦達布呼村民趙敦富,6月份被大家推選為義務道德監督員后,家家戶戶都常見他的身影。“誰家上了‘黑榜’,我就多去看幾次,心平氣和地督促他們整改。”趙敦富說,義務道德監督員和草根宣講員都是本村普通村民,他們的勸說,其他村民更愿意接受。如果讓村干部來干這些事,村民心里可能會抗拒。


      “村民往前站,干部靠后站。”巴州黨委常委、宣傳部長崔勁松在接受半月談記者專訪時表示,要讓村規民約真正起作用,就得讓村民走在前面,村規民約的制定、宣講、實施、監督等各個環節,都要由村民主導,真正實現村民自我管理、自我監督。“群眾參與度高了,法治精神就會慢慢融入村民生活,基層治理現代化就能與大地貼得更近。”


      月湖區有“三個家園”--社區治理看創新


      “黨建+”“愛心驛站”“去城市牛皮癬”……江西鷹潭市月湖區堅持以問題為導向,圍繞基層治理現代化,著力打造“信念家園、美麗家園和幸福家園”,取得了豐碩成果:百佳城社區榮獲“全國文明社區”,勝西、梅園等多個社區榮獲省級文明社區。


      打造“信念家園”,“黨建+”傳播正能量


      對于黨員來說,信念缺失會引發道德滑坡等社會問題。月湖區通過“黨建+”將社區打造成“信念家園”,讓正能量主導社區居民的價值取向。


      月湖區積極建立以黨員為核心的社區民情理事會,形成“五事”(黨員問事、黨小組提事、黨委議事、“兩委”辦事、黨員群眾評事)工作法,持續開展在職黨員進社區從事志愿服務活動,每名志愿者建立一套檔案資料,志愿者每周參加一次義務衛生清掃,每月參加一次公益活動,每季度認領一個“微心愿”。


      同時,月湖區依托社區“一站式”便民服務中心、黨群服務中心,創建黨員先鋒崗、黨員愛心崗、黨員責任區、微心愿認領等,發揮黨員作用;開通社區微信公眾號,開展預約服務、錯時服務、代辦服務、上門服務,打通為民服務“最后一公里”。


      針對社區黨員類型多、管理難度大的特點,該區對社區黨員實行分層分類管理。根據“地域相鄰、行業相近、目標相同”的原則,各社區將轄區內機關事業單位、“兩新”黨組織、居民小組等劃分不同網格,把社區直管黨員、離退休黨員、單位在職黨員納入網格,通過網格管理員上門服務、信息采集、建議征詢等方式,利用社區微信平臺、公眾號等現代信息手段,開展民事代辦和服務居民“一秒鐘行動”,實現“群眾動嘴、干部跑腿”。


      打造“美麗家園”,小民生贏大民心


      月湖區牢固樹立“寧少蓋一棟樓、少買一輛車、少增一點GDP,也要把與群眾生產生活息息相關的事情辦好”的理念,深入推進“美麗家園”建設。


      通過大調研、大走訪,月湖區共梳理出群眾呼聲大且具備實施條件的198個項目,并列入整治清單,營造出全民參與的社區治理局面。區縣級領導、區直單位、部門干部每周五下午準時深入掛點村(社區)開展環境整治,機關黨員進社區認領服務崗位。


      據初步統計,僅站江社區清除垃圾廣告近3000條;刷新小巷6條,刷新居民樓棟28棟,樓道72個;清理垃圾死角、廢棄物65車次;設置統一化、規范化、景觀化便民信息欄23個;對垃圾廣告啟動24小時追呼系統,使非法小廣告無處藏身,去除城市牛皮癬。


      月湖區針對不同問題的住宅小區,逐一制訂“拆、改、建、管”方案,嚴格按照“美化、凈化、亮化、綠化、優化”標準做“靚”社區,把“小”工程做成精品,打造老城區改造的全新模式和樣板。


      打造“幸福家園”,激發愛心善行


      月湖區通過政府搭臺、市場化運作、企業化運行的模式,以獨具月湖特色的社區工作,破解城鄉社區治理創新的關鍵難題,將社區這個大家庭營造成一個個“幸福家園”。


      月湖區打造了“1+3+X”居家養老模式。“1”是政府購買式居家養老服務;“3”是家庭自助式、鄰里互助式居家養老服務和打造“15分鐘快捷式”為老服務圈;“X”是各社區開展的特色亮點工作。


      為充實社區服務隊伍,月湖區與轄區“4050”下崗失業人員簽訂服務協議;利用大專院校、職業學校、養老服務機構等方面的資源優勢,培養和引進社會工作人才及相關專業人才;積極組織駐區單位、社區干部、社區熱心人士以及青年志愿者等,為社區老年人提供志愿服務。


      月湖區還打造了“愛心驛站”弘揚“好人文化”。社區將居民見義勇為、助人為樂、誠實守信、孝老愛親、敬業奉獻等愛心善行納入“愛心驛站”計分范圍。“愛心驛站”每年度對賬戶積分進行結算,“儲戶”可申請通過接受他人志愿服務或領取生活物資等方式,對賬戶中的積分進行“消費”,達到“助人”與“求助人”的雙向互動。


      區委、區政府每年還會根據積分進行星級評選,積分高的可享受資金、就學、醫療、就業等方面的幫扶和免費乘坐公交車、市內國家級3A級以上景區免費觀光旅游等待遇。


      目前,全區5個街道37個純居民社區全都建立了“愛心驛站”,登記愛心志愿者萬余人,愛心義舉1600起,評選“愛心明星”64人。


      江城復興:武漢,其行正健,行者無憾


      武漢,長期被標記為一座“充滿了遺憾的城市”。


      這座駕乎津門,直追滬上,被視為“東方芝加哥”的華中名城,具備地理區位、交通樞紐、工業基礎、科教資源等諸多優勢,在發展道路上卻常常“起個大早、趕個晚集”,留下諸多遺憾。


      進入新世紀,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武漢以全新的發展理念和思路,招才引智、轉變作風,加快建設國家中心城市,實現城市從內到外華麗轉型,讓江城復興可期、遺憾不再。


      從“鋼城”到“車都”“光谷”


      新中國成立以來,工業重鎮一直是武漢的“城市名片”。“一五計劃”國家確定的156個重點建設項目中,武鋼、武重、武鍋等7個項目安排在武漢。武鋼鋼鐵產量一度占據全國鋼產量10%,“鋼城”讓武漢分外榮光。


      工業偏重、國企獨大的武漢,固然可以憑雄厚的工業基礎傲視四方,但也在改革開放的大潮涌來時,品嘗到“結構單一、發展粗放、活力不足”等弊病的苦楚。


      從“一鋼獨大”到鋼油“相互支撐”,武漢產業結構長期以傳統產業為主導。國有經濟腿長,民營經濟腿短,成了新一輪城市競爭中武漢的突出短板。武漢市民營經濟占全市經濟總量為42.5%,低于湖北、全國平均水平;全國民營企業500強中,“漢字號”僅占8席。


      面對經濟轉型的風口浪尖,武漢市將產業結構調整和激發民營經濟活力作為主攻方向。


      “一手削減傳統重工業產能,一手發展出全新支柱型產業,這成績真神了!”一位網友如此感慨,武漢十年如一日推進重工業精細化升級,終于打造出中部最重要的新型產業大本營。


      位于東湖之濱的長飛光纖,2016年光纖、光纜及光纖預制棒三大主營業務全面問鼎世界第一。在長飛光纖身后,挺立著武漢快速崛起的信息技術制造、裝備制造、能源及環保、生物醫藥四大新興產業,今年上半年總產值已占全市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的36.5%。


      自2010年汽車產業首次成為千億元產業后,武漢保持平均每年新增一個千億元產業的速度,如今已形成汽車及零部件、電子信息、裝備制造、食品煙草、能源及環保等五大千億元產業群。昔日“鋼城”有了“車都”“光谷”等一系列響當當的新名號。


      在壯大民營經濟方面,武漢市將招商引資作為趕超發展的“一號工程”。今年前7個月,武漢市招商引資實際到位資金5000多億元,同比增速超過30%。其中,來自民營企業的資金占六成以上。“三分天下有其二”,民營企業成為武漢重要的投資來源。


      在武漢投資超過500億元的復星集團董事長郭廣昌說,他對武漢有三個印象,“城市真大,人才真多,產業真廣”。


      從“來看海”到“來看云”


      水優勢明顯,水特色鮮明,是武漢得天獨厚的發展優勢。武漢市內有湖泊166個,水庫277座,5公里以上河流165條,水域總面積2117.6平方公里,約占全市國土面積四分之一。


      武漢興于水,也困于水。逢雨必看海、違法填湖、水質污染一直是武漢城市治理難解的糾結。


      打造濱水生態綠城,已成為武漢全市的戰略共識。怎么干?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166個湖泊的“大湖+”試點,正在不斷提升這座城市的濱水品質;將防洪水、排澇水、治污水、保供水“四水共治”和水環境保護作為生命線工程,變水患為水利,武漢改寫了憂水-治水的歷史邏輯。


      武漢市水務局數據顯示,截至目前,武漢實施治水項目325個,138項災后水毀修復工程全部完工,江南泵站等16個重點排澇項目通水運行,中心城區抽排能力比去年提高50%。今年汛期,“到武漢來看海”的尷尬場景不復重現。


      為治理湖泊,武漢推出一系列創新舉措:成立全國第一家湖泊保護專門機構,在全國率先落實河(湖)長制……尤其對違法填湖“零容忍”,問責自市長問起,重大違法填湖足以構成績效考核一票否決的理由,違法填湖行為得到有效遏制。


      東湖是全國最大的城中湖。中科院水生物研究所東湖湖泊生態系統實驗站高級工程師張霄林說:“目前東湖的水質達到40多年來的最好水平,湖水由不適宜魚類生存的劣V類轉變為可供游泳的III類、部分子湖達到可直接飲用的II類標準。”


      “綠色是萬象之元,生態是萬業之基。”武漢市長萬勇如是說。為了讓“高顏值”的碧水藍天長駐武漢三鎮,武漢人的投入不止于治湖。


      地處武漢北三環的金口垃圾場,是城區最大的生活垃圾堆放場,相當于60個足球場大小,污水橫流、臭氣熏天,周邊有近10個住宅小區,近20萬居民苦不堪言。


      2015年,借著舉辦第十屆中國(武漢)國際園林博覽會的契機,武漢自我加壓,將金山垃圾填埋場選為會場。經過一番整治,垃圾場華麗轉身,成為“看得見山、望得見水”的生態景觀帶,綠化面積達到176公頃,形成令人心醉的江城“綠肺”,更在2015年12月巴黎世界氣候大會上獲得“C40城市氣候領袖群第三屆城市獎”。


      不僅是園博會,岱家山公園、沙湖公園等多個城市公園,前身都是垃圾場。近年來,垃圾場改造的生態公園成了武漢的新風景線,將人們從都市的擁堵、污染、噪音中解放出來,享受快節奏生活難得的寧靜與愉悅。


      抬頭可見的“武漢藍”更是武漢生態改善的最直接證明。來自武漢市環保局的空氣質量報告顯示,今年7月份全月空氣質量優良天數為28天,空氣質量優良率超90%。武漢市民紛紛在朋友圈邀請外地游客來江城看云。


      昔年七月,家家愁看海;今又七月,人人喜看云。生態文明,正悄然點染武漢市民的幸福生活。


      從“看著辦”到“馬上辦”


      已經過了下班時間,東湖高新區政務服務中心不動產登記窗口內,工作人員簡可仍在緊張辦理業務。這里每天不限號,只要有群眾取號,多晚都受理,但簡可絲毫不以為苦。


      “以前辦理不動產證,沒有個把月根本辦不下來,現在當天可取!”簡可說,為減少群眾跑路、等待時間,中心不僅整合辦事窗口,歸并國土、房產等部門的審批環節,還集成辦事流程,推行容缺受理。“對審批時間的控制具體到每個環節,權籍管理7分鐘,不動產交易10分鐘,實時監控,容不得半點拖延。”


      從今年3月初開始,為解決企業和市民辦事難、辦事慢、辦事繁的苦惱,武漢啟動“馬上辦、網上辦、一次辦”審批服務“三辦”改革。7月31日,武漢在市、區政府門戶網站公布全市首批9653項審批服務“三辦”事項清單。


      東湖高新區政務服務局局長李世濤介紹,“三辦”改革推行以來,事項辦理平均時間由原來的20.4天縮短為現在的9.8天。今年底武漢還將力爭實現網上全程辦理事項達到40%,實現讓企業、群眾“最多跑一次”,讓更多的事項辦理“一次都不跑”。


      為城市發展全面注入“創新基因”,武漢打出一套“組合拳”,認準的第一要務,就是打造人才核心競爭力。


      武漢是全國聞名的大學城,但過去卻一直留不住自己培養的大學生。近年武漢打出“資智回漢”大旗,招攬百萬武漢高校校友回江城共謀發展大業。號召一出,應者云集,華中科技大學、武漢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等高校校友紛紛將響應付諸行動。華中科大校友已和武漢簽約合作35個項目,投資總額高達989.7億元;百萬校友資智回漢活動武漢大學專場,簽約金額達1500億元人民幣……


      人在,火種就在。今年1-7月,武漢全市共新辦理大學生落戶8.4萬人,較去年全年增加2.8萬人。武漢躋身全國十大最受大學生和海歸人士喜歡城市之列。


      從“漢罵”到“漢馬”


      “寧聽北京人吵架,不聽武漢人說話。”這句戲言,道出武漢話,尤其是“漢罵”的尷尬。


      張口“老子”、閉口“老子”,在不少“老武漢”看來,這些掛在嘴邊的“漢罵”,很多時候只是抒發語氣,或者開個玩笑。然而,深受碼頭文化爆粗抖狠風氣影響,“說話嗓門大、喜歡帶渣滓”的武漢話,讓很多外地游客頗為不快。


      與“漢罵”告別,須擘畫系統工程。經過10多年的接力,2015年武漢市終于躋身全國文明城市之列,捧回代表我國綜合評價城市發展水平的最高榮譽。


      邁入文明城市的武漢,平均10人中就有1名志愿者,志愿服務在武漢三鎮蔚然成風。


      連續兩年“零差評”的武漢馬拉松賽事,成為觀察武漢氣質之變的窗口。


      兩萬多名“漢馬”參賽選手,自漢口老租界區江灘集結起跑,穿過百年老街中山大道,再從江漢橋上跨過漢江,直達終點東湖。穿越“一城兩江三鎮四橋五湖”的美麗賽道,讓跑友久久難忘。更難忘的美麗是數萬名沿途服務的志愿者。他們會將飲用水擰開瓶蓋遞給跑友,全程保持微笑并積極加油,在終點處蹲身為跑友解開跑鞋上的芯片……


      從“漢罵”到“漢馬”,留在外地游客印象中的一字之別,足以給武漢的口碑帶來天翻地覆之變。一座城市的自信,就在這變化中扎下根來。


      從“邊緣”重回“中心”


      坐擁長江、漢水交匯之便,地處“天元”絕佳區位的武漢,自1861年漢口開埠登上歷史舞臺后,一直處于國家發展、民族復興的焦點。張之洞督鄂期間,修建京漢鐵路,創辦漢陽鐵廠;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中,寄望武漢建成“東方芝加哥”;新中國成立時,武漢與上海、天津并稱為中國三大工業基地。


      然而改革開放后,沿海特區相繼興起,西部大開發如火如荼,“不東不西”的武漢卻成了“中部塌陷”的縮影,城市地位急劇下滑,中部地區“一哥”地位都受到沖擊。


      培育新動力,謀劃新定位。武漢這座中部大城,以坐不住的緊迫感、等不起的責任感、慢不得的危機感,開始奮起直追。3000億元、5000億元、8000億元……武漢市經濟體量逐年登上新臺階,到2014年突破萬億元,重返“新一線城市”之列。


      重回聚光燈下的武漢,懷有更大的志向。武漢市發改委相關人士介紹,隨著國家《促進中部地區崛起“十三五”規劃》明確提出支持武漢建設國家中心城市,全面創新改革試驗區、自主創新示范區、自由貿易試驗區等國家重大改革發展任務落戶武漢,江漢三鎮望見了新時代的曙光。


      圍繞中央要求和國家部署,武漢市委明確:在長江流域,武漢要成為長江經濟帶的脊梁;在中部地區,武漢要成為中部崛起的戰略支點;在全國,武漢要成為國家中心城市;在全球,武漢要成為世界城市發展中的亮點城市。


      以長江武漢段作為武漢都市新中軸,全面提升武漢城市規劃格局;在三鎮之外興建長江新城,再造一個新武漢……挾中部崛起之勢,懷中心城市之志,武漢正闊步邁向“長江時代”。正如湖北省委副書記、武漢市委書記陳一新所言,復興大武漢的新征程已經開啟。武漢,其行正健,其志無憾!


      奇葩政策損害了誰--誰來問責奇葩政策(上篇)


      各類奇葩政策文件、奇葩規定及其催生的奇葩證明,在一些地方層出不窮,如“復婚不準操辦酒席,違者禮金一律沒收”“全縣卷煙銷售必須達到25100箱”“按教師學科分配生二孩名額”“全縣統一門店牌匾”“就業、入學須提供父母無犯罪記錄證明”等,屢屢被推上輿論的風口浪尖,既干擾了民眾生活,也損害了政府公信力。


      奇葩“紅頭文件”太任性,損害公信力


      不少奇葩政策來自個別政府部門出臺的“紅頭文件”,一經曝出,輿論一片嘩然,成了被群眾譏諷的對象,政府威信掃地。


      有的奇葩“紅頭文件”公然侵犯私人領域,憑借行政權力對公民權益粗暴干涉。貴州遵義鳳岡縣曾以縣委、縣政府的名義下發“紅頭文件”,要求“復婚不準操辦酒席;雙方均為再婚的不準操辦酒席”。這一要求被認為涉嫌公權力濫用,逾越公權力運行的應有邊界。


      有的奇葩“紅頭文件”看似未逾越公權力邊界,卻缺乏科學性和可行性,同樣暴露出權力的任性。前不久,為讓城區門店牌匾整齊“好看”,某西部縣工商局發布公告,要求縣城門頭牌匾統一為“長度不限,高度1.5米,厚度0.15米,底邊對齊,不得隨意增高或降低;門牌之間不留空隙,底色為紅色”。


      網友“窮理正心”評價說:“竟然要求全縣城的門店廣告牌匾統一,還說是根據廣告法的規定,簡直是笑死我了。”該縣工商局已預料到群眾會有抵觸情緒,特意在公告最后一條規定“所有經營戶必須自覺服從統一安排,在規定時間內更換門牌,不得無故刁難執法人員,妨礙執行公務”。


      有的奇葩“紅頭文件”與國家法律和中央規定明顯沖突,嚴重違法違規。海南海口市職業資格認定“復活”事件,便是這樣一例。2016年9月,海口市住建局下發“紅頭文件”,要求該市裝修領域的從業人員,必須在所謂“海口市室內裝飾裝修協會”的機構辦理誠信檔案。這家機構還將誠信檔案與“裝飾項目經理”“室內設計師”等職業資格相捆綁,要求從業人員交費參加培訓。


      實際上,這些職業資格認證早已被國務院取消。最終,海口市住建局3名責任人被嚴肅處理,涉事的行業協會被民政部門撤銷登記。


      大紅的抬頭、蓋章的文尾,一些本該嚴肅權威的“紅頭文件”卻成了奇葩文件。網上甚至有人專門歸納了“紅頭文件”幾類怪現狀:鬧劇頻出,啥事兒都敢發個“紅頭文件”;只管發、不管收;層級越低執行力越強,一定范圍內“超過法律”等,令政府權威大打折扣。


      奇葩規定太離譜,剝奪民眾獲得感、幸福感


      與地方政府決策施政的奇葩“紅頭文件”可相提并論的,還有地方企事業單位制定的種種強制規定和無理要求。這些奇葩規定招致群眾質疑,起到了適得其反的負面效果。


      去年,中部某縣一高中出臺了一份內部文件,明確規定各個學科可以懷孕二孩的教師名額,政策一出便引發該校教師強烈不滿,并通過媒體迅速發酵,造成了惡劣社會影響。


      實施全面二孩政策,是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作出的決定。在此背景下,“女教師懷孕須排號”顯得與國家生育政策極不搭調,也著實讓人有些摸不著頭腦。女教師生孩子要聽從學校安排,否則將面臨被開除的風險,這是赤裸裸的霸王條款。


      有的奇葩規定充滿歧視,甚至危及特定人群的“飯碗”。女職工生育幾多難,就不時成為社交媒體的熱門話題。河南省商丘市尚博學校曾曝出與教職工簽訂侵犯生育權的霸王合同,要求育齡女教師若因上學期懷孕導致下學期不能工作或中途辭職者,需承擔其他代課老師的代課費和招聘費2000元。學校負責人還表示30多名女教師簽合同時沒有提出異議。


      “女職工入職三年內不許結婚或者生子”等被詬病已久,用人單位明里暗里卻依然執行。網友“莓子茶”就說:“最怕的就是,到時候應聘教師。人家一看我是未婚女性,就算我考得好,也會優先考慮已婚有孩子的,或者直接招一個男同胞。”不少女研究生畢業找工作,因所謂“單身、不穩定”,被用人單位拒之門外。


      有擺在明處的奇葩規定,也有在臺面下的“潛規則”。在今年的小學升初中招生季中,廣州市部分知名公辦及民辦學校利用各種“地下”秘密考試選拔招生。有的家長為獲得更多“秘考”信息,先后加入20多個“秘考”家長群。為了獲得更多被學校選中的籌碼,有的孩子三年級開始上奧數班,四年級參加各種競賽,五年級進入各培訓機構參加排名。


      奇葩證明折騰群眾,招民怨


      一些奇葩文件、奇葩規定還催生奇葩證明。這些奇葩證明究竟有多么煩人?看看辦事群眾深惡痛絕的態度就知道了。


      近日,半月談記者在中部省份某鄉鎮政務服務大廳,偶遇了一位前來開具“關鍵”證明的大學生小華,她剛謀得一個國企崗位,簽協議時被告知須提供“父母無犯罪記錄證明”。小華輾轉回到戶籍地派出所,隨后又來到村委會,一番解釋后,村干部為她寫了一個“開具‘父母無犯罪記錄證明’是就業需要”的證明。


      前后折騰了一整天,小華除了滿頭大汗,還有滿腹的不解:“我就業和爸媽是否有犯罪記錄有關系嗎?”


      與小華遭遇類似,為子女辦理入學的劉先生也“被折騰得不輕”。


      時下正值中小學新生入學季。在南方某省打工的劉先生為到入學年齡的孩子申請入學,其所填申請表明確要求“由本人提供戶籍地公安派出所和用人單位分別出具的有無違法犯罪記錄的證明”。


      當劉先生輾轉返回戶籍地開證明時卻被告知,根據相關規定,公安機關不對個人開具“違法犯罪記錄證明”。為解劉先生“燃眉之急”,警察還是為他出具了相關證明,并在證明中附帶了一句話:請問教育部門,難道小孩的父母有違法犯罪記錄就可以剝奪小孩讀書的權利嗎?


      其實,公安部早在2015年就公開表示,不再對個人開具包括“違法犯罪記錄證明”在內的18種證明。


      經過初步梳理,半月談記者注意到,就業、婚育、升學等民生領域是奇葩證明的集中地。各式奇葩證明雖歷經整頓仍不時冒頭。吉林省公安廳曾對當地派出所出具的證明文件進行過匯總摸底,基層派出所要應付來自法院、檢察院、民政、教育、人社、住建、銀行等10多個機構部門的證明需求,各類證明超過50種。“婚前未結婚”“自己仍活著”等證明內容頻出。


      去年8月,公安部等12部門聯合出臺《關于改進和規范公安派出所出具證明工作的意見》,對共計29類開證明的情形作出明確規定。合葬證明、未婚同居證明、癌癥證明、外傷證明、同意骨灰取走證明、健康證明等一批奇葩證明被取消。但在實際工作中,一些已不允許開具的證明,需求量依然很大。特別是部分社會機構要求出具政府機構已取消的證明材料,形成“一邊不開,一邊還要”的怪現象。


      一紙奇葩證明難倒辦事群眾,各式奇葩證明層出不窮,在加重群眾負擔的同時,也侵犯了群眾合法權益。


      奇葩政策該不該追責--誰來問責奇葩政策(中篇)


      那些曾經被輿論質疑的奇葩政策,大多數都以夭折結局。對這些奇葩政策,是否應當進行責任追究?如何問責、追責?有觀點認為奇葩政策損害了政府公信力,理當追責;也有觀點認為,奇葩政策如何判斷沒有明細標準,如果追責可能會挫傷地方政府工作積極性。


      奇葩政策多短命


      梳理以往奇葩政策,半月談記者發現,一些地方政策公布之后,引發輿論潮水般質疑批評,當地政府不得不快速應對,糾偏叫停;有的雖然沒有被當地政府明確發文廢除,但是也往往因為無法執行,在發布后逐漸被淡忘,成為一紙空文。


      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很多新的情況和新的問題暴露出來,過去的法律法規不能提供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同時,新的法律法規制定又有一個過程,在此期間比較容易出現奇葩政策。


      近日云南大理下發“紅頭文件”,要求當地各級政府機構、各人民團體以及企業等,取消周末雙休、職工休假,而原因是為了完成迎接創建全國文明城市的檢查任務。


      半月談記者與云南大理宣傳部門有關負責人聯系獲悉,該“紅頭文件”已經被叫停。該負責人解釋說,該文件發出系政府工作人員失誤造成,文件發出后,當地政府覺得不妥,隨后立即采取措施進行糾正,叫停撤銷該文件。


      同樣的案例近來還在其他地方發生。湖南寧鄉縣發布的《關于融資擔保函作廢的聲明》(簡稱《作廢聲明》)也引發了公眾的高度關注。該《作廢聲明》稱:2015年1月1日以來我縣人民政府及相關職能部門在國有公司融資過程中出具的所有擔保函、承諾函全部作廢,其承諾、擔保事項及行為無效。


      此舉被公眾輿論質疑地方政府有違契約精神。隨后,當地政府又宣稱作廢該《作廢聲明》,決定立即收回此函,向社會各界表達誠摯歉意。


      還有一些奇葩政策,雖然沒有明確廢止,但是始終沒有得到落實,發布后一直處于雪藏狀態,無疾而終。據中部某省會城市一名基層干部介紹,當地為了維持市容環境干凈衛生,決定在加大城管執法的同時,從源頭上解決道路兩旁攤販亂擺攤問題,遂出臺要求公職人員不得在街道兩側流動攤販處購物的“紅頭文件”。但是該規定發布后,因為缺乏可操作性,也沒有得到執行,并沒有任何一位公職人員因為在流動攤販處購物被處罰,后來此事不了了之。


      云南省政府法制辦有關人員表示,夭折的奇葩政策大多數沒有法律依據,且不合情理,讓人一看就覺得違背常理。奇葩政策主要出在一些具體的辦事部門,這些部門自行出臺了一些“土政策”。


      何為奇葩難斷定,政策奇葩誰擔責


      盡管很多奇葩政策都得到了及時糾正,但是奇葩政策的出現,對政府的公信力和權威性的損害是毋庸置疑的。對于是否應當對奇葩政策進行追責,各方觀點不一。


      “我認為沒必要追責。”安徽省一名基層干部說。一些地方政策在公布之后因為缺乏常理被質疑為奇葩,但是如要對奇葩政策追責的話,首先要清楚界定什么是奇葩政策,否則追責是無法操作的。而一個政策是否奇葩,很難有明晰的判斷標準,還有可能追責本身也變成奇葩政策。


      追責奇葩政策很可能會挫傷干部積極性。部分基層干部認為,一些政策雖然網絡輿論認為很奇葩、不合常理,但是這些政策的出發點是好的,只是可能由于還不夠精細化、精準化,所以制定出的政策讓公眾覺得很奇葩。在什么是奇葩政策都不清楚的情況下,如果對奇葩政策追責,會影響地方相關部門的積極性,導致出現“干的越多錯的越多、不干事就不犯錯”的不作為心態,這樣反而不利于基層治理。


      一名政府工作人員說,一項政策或者一個“紅頭文件”的發布,一般要經過以下環節:某個部門提出建議事項,上報分管領導,由分管領導簽批后發文,如果該事項涉及其他部門,則該事項還需要進入當地政府常務會議討論審議,最后再以政策規章或者“紅頭文件”的形式對外公布。“經過集體決策的事,是很難追責的。”該政府工作人員表示。


      與政府官員的觀點迥異,一些法律人士則認為,不能因為奇葩政策出發點的合理性,就可以忽略奇葩政策的不合理之處。對奇葩政策追責,是對地方政府領導干部治理能力的倒逼,利大于弊。


      “對奇葩政策的追責肯定是有現實意義的。”北京大悅律師事務所郎克宇律師說,奇葩政策導致廣大群眾對政府的公信力產生質疑,在實踐中浪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與財力,給國家和集體造成損害。且奇葩政策與國家公務人員的職權行為密切相連,這種行為雖表面上看未必有違法之處,但深究起來,必與正當行使權力的要求相違背。


      郎克宇認為,奇葩政策的出臺往往帶有一定正當性的借口,大多數是集體決策的結果,現實中,是否奇葩往往是后知后覺的,帶有一定的滯后性。所以,在實際工作操作中追責是有一定難度的。“奇葩政策是權力濫用的孿生姐妹,約束住權力,監督好權力,奇葩政策的追責就順理成章了。”


      在安徽品涵律師事務所主任王迎五律師看來,有必要對奇葩政策追責,奇葩政策的制定說到底是“懶政庸政”最直白的體現,它像毒瘤一樣腐蝕著社會肌體,甚至成為發展“軟環境”的瓶頸,會影響當地經濟社會的發展。


      許多奇葩政策其實就是行政不作為或行政亂作為,是庸政的一種體現。云南省政府法制辦有關負責人認為,奇葩政策應該受到追責,對奇葩政策進行追責,最好的依據就是各個單位的權責清單,真正做到“法無授權不可為、法定職責必須為”。


      追責奇葩政策,并非無章可循


      采訪中基層干部表示,是否要對某個奇葩政策追責,不能一概而論,要具體案例具體分析,比如政策有沒有造成嚴重負面效果、有無侵犯公眾利益或者造成財產損失,等等。


      郎克宇認為,奇葩政策的界定,確實有一定的難度,因為所站立場不同,可能對同一件事情的理解會有所偏差。對社會大眾是奇葩的政策,可能對一些部門及部分群體而言卻是唐僧肉。但對奇葩政策的界定還是可以大致對照以下原則,比如是否符合黨的紀律要求和國家法律法規,是否突破大眾心理底線及公序良俗的原則,是否引起輿論的廣泛爭議及一致否定;還有奇葩政策出臺的背景,是經過充分調研、集體研究還是某個人或某些人的“拍腦袋”決定;奇葩政策對整個社會認知度的顛覆程度及損害程度如何。


      法律人士建議,奇葩政策追責與否以及追責的范圍與程度,要與奇葩政策對社會造成的影響程度及損害面相對等。追責可以參照公務員法或者一些地方性規章。《北京市行政問責辦法》及《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中的一些條款,在對奇葩政策的決策者進行黨紀及法律問責、追責方面就做出了相應的規定。


      “當前,反瀆職已經納入各級監察系統,奇葩政策的的追責,可以由監察委牽頭進行,這樣既專業又有威懾力。”郎克宇建議,首先,健全政策決策出席人員記錄制度,誰決策誰負責,記錄永久保存;其次,“紅頭文件”定期清理,對與政策法律規定不符的集體決策的“紅頭文件”,要從法律上進行管控;第三,政策執行效果及群眾建議反饋制度有待完善,各項政策出臺應推行聽證制度,讓社會監督及群眾監督落到實處


      一些從事政策研究的專家和干部呼吁,應該從源頭上把好政策制定關,政府在出臺任何政策的時候,都要堅持“法無授權不可為”,同時,健全依法決策機制,把公眾參與、專家論證、風險評估、合法性審查、集體討論決定確定為重大行政決策法定程序。


      終結奇葩政策,須提升決策能力--誰來問責奇葩政策(下篇)


      因為名不正、言不順、理不直,奇葩政策的具體要求稀奇古怪,令人不勝其擾。也因為存在爭議、受到抵制,奇葩政策往往是短命的,朝令夕改極大地消耗了決策部門的公信力。一些奇葩政策暴露了決策者的急功近利,引來輿論一片嗆聲,最終不到一天就被撤回,留下了“政策一日游”的笑話。


      如何才能避免和終結奇葩政策?首先要擺脫地方和部門利益沖動,呼應民眾利益關切,實現科學決策,讓政策符合長遠利益和根本利益。


      為什么奇葩政策層出不窮?重要的原因是這些政策背后包含著狹隘的部門和地方利益。西部某市一小區業委會要解聘物業公司,卻收到一份來自該省物業管理行業協會的“紅頭文件”,要求該小區暫停更換物業。一個民間組織都有沖動,企圖以沒有法律效力的“紅頭文件”干預現實,何況那些擁有制定規章制度權力的行政部門呢?


      狹隘的部門和地方利益直接的體現是形形色色的“土政策”,就是老百姓常說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中的“對策”。如,最高法要求有案必立,但一些地方法院有著“年底不立案”的“土規定”,因為一旦遇到疑難案件就可能影響年底結案率。又如,近年來,環保執法日益嚴厲,而沿海某市政府仍出臺“無檢查周”和“下限執行處罰”阻礙執法,以“土政策”給違法企業開綠燈。


      政策是執政者解決社會現實問題,獲得合法性的有力武器。執政者應當出于公心,著眼長遠,盡可能排除局部利益的干擾,努力實現科學決策。現實來看,奇葩政策頻出,表明中央精神、政策方針在一些地方未能落地生根,亟須強化督查問責,確保政策精神從上到下一以貫之,避免層級間的抵消效應。


      終結奇葩政策,還須擺脫“政府萬能”思想,引入多元治理格局,實現民主決策,讓政策接地氣。


      以往“管”字當頭的治理模式形成了路徑依賴,“紅頭文件”成為落實政策、推動工作的主要方式。山東社會科學院憲法學與行政法學研究室主任白利寅表示,依靠“紅頭文件”進行社會治理有其歷史源流,從形成時間看,“紅頭文件”的出現要早于國家立法;從數量規模看,同一領域內,“紅頭文件”又常多于法律法規。個別“紅頭文件”令人瞠目,表明有的地方政府仍抱著“政府萬能”的想法,大包大攬,越界用權。


      江蘇省一位縣委副書記表示,自己也曾坐在辦公室里擬定政策,當時絲毫沒有意識到一紙公文會影響到那么多老百姓。參加大走訪活動后,才真切感受到一項決策對老百姓的利益影響有多大、多廣。政策的變化直接調整利益分配,行政決策應當心懷敬畏,多開門決策,接上地氣。


      政策不接地氣、不同政策間存在縫隙,極易讓立意良好的規章制度打了折扣。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要求,行人、非機動車、拖拉機、輪式專用機械車、鉸接式客車、全掛拖斗車以及其他設計最高時速低于七十公里的機動車,不得進入高速公路。有的省份從交通安全角度考慮,在制定當地條例時,將摩托車列入禁入名單。但這樣的加碼,實際造成了法規政策間的不協調,脫離了實際,民眾自然不滿意。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政策好不好,群眾的感受最直接,因而決策者應當在決策過程中多聽聽群眾的意見,不妨多到群眾中走一走、看一看、聽一聽。既然有簽字決策的魄力,就要有直面群眾挑刺的勇氣和改正決策錯誤的擔當。如果基層決策者沒有走下去的自覺,就需要頂層設計給予制度化、常態化的壓力


      除了聽民意,引入第三方機制,也有助于推進決策民主化。決策前,可引入第三方參與可行性論證;施行后,引入第三方參與績效評估。


      終結奇葩政策,還要擺脫“長官意志”,樹立法治思維,實現依法決策,讓每項政策都彰顯法治政府的風范。


      全面依法治國不是口號,需要時時、事事指導公權力的運行。河南博風律師事務所律師魏德強認為,奇葩政策都是個別單位和部門推出的,有的甚至是個別領導拍腦袋決策的結果,缺乏合理合法的決策程序。個別政府部門遇事就發“紅頭文件”,有的根本經不起法律的推敲,“紅頭文件”不僅成了“頭疼文件”,而且成了違法文件。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加強備案審查制度和能力建設,把所有規范性文件納入備案審查范圍,依法撤銷和糾正違憲違法的規范性文件,禁止地方擅自制發帶有立法性質的文件。


      不僅如此,企事業單位的客觀困難,也不是違反法律法規、炮制奇葩規定的借口。制定霸王合同、大搞就業歧視的用人單位,一旦被媒體曝光,總是以女職工偏多、集中懷孕影響工作調度為說辭。深究起來,這是用人單位將自身利益凌駕到公民合法權益與法律之上,又憑借其強勢地位壓制普通勞動者的基本訴求。


      企事業單位有法律顧問,不少地方黨委政府也在積極嘗試建立法律顧問制度。涉及廣大群眾利益的決策,怎么做到上不違背黨紀國法、下不辜負公道民心?要多聽聽法律顧問們的意見。不僅是決策的內容,決策的程序也要以法治思維重塑,以避免“一言堂”“一刀切”“一根筋”。


      社會轉型時期,矛盾問題更加復雜,利益訴求更加多元,維系社會良性運轉就需要更加精細、系統的決策。一個“紅頭文件”管住一大片的情況少了,圍繞“文件”的議論和表達多了,政策需要凝結整合的共識拓展了,需要協調平衡利益的難度加大了。


      在此背景下,對奇葩政策的每一次輿論嗆聲,都是倒逼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法治化的助推力量。唯有探索推進治理能力現代化,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依法決策,才能使各種奇葩政策銷聲匿跡,不再侵權擾民。


      外賣井噴!天量“用塑”考問“限塑”


      “要袋子嗎?大袋三角,小袋兩角。”這是許多超市收銀員面對結賬顧客的“開場白”;“要一個”,也是許多顧客自然而然的回答。2008年,國務院發布“限塑令”:從2008年6月1日起,在全國范圍內禁止生產、銷售、使用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購物袋,所有超市、商場、集貿市場等商品零售場所一律不得免費提供塑料購物袋。然而,半月談記者在上海、廣東、吉林、湖南等地調研發現,已施行九年的“限塑令”效果堪憂,情況不容樂觀。


      免費塑料袋仍在普遍使用


      記者調研發現,免費塑料袋仍在多種生活場景大量使用,以個體商家為主的農貿市場、批發市場是“重災區”。


      在長沙市岳麓區的濱江農貿市場,拎著塑料袋的市民隨處可見。幾乎每個攤位上都掛著一疊塑料袋,市民要買東西,賣家就隨手扯下一個。


      在長春,記者在一些生鮮市場和小型超市發現,“限塑令”明令禁止的超薄塑料袋也在廣泛使用。一位蔬菜經營者告訴記者,這類袋子雖然輕薄,但是承重性好,基本上是消費者的“剛需”,拿回家還可以當垃圾袋使用。


      事實上,免費提供塑料袋對于商家而言是有成本的。“我這個10多平方米的小攤,一年塑料袋的成本就有上萬元。”長沙一位攤主告訴記者。記者粗略地算了一筆賬:按8元每包計算,每包80個塑料袋,僅這個攤位一年就得用掉10萬個塑料袋。


      既然有成本,為何不收費?各地多位攤販一致表示,提供免費塑料袋是小本生意的“標配”。“不免費提供,人家很可能就不買你東西,總不能為一兩毛錢的塑料袋黃了生意吧?”一位攤販說。


      收費對需求的調節作用弱化


      與農貿市場大量使用免費塑料袋不同,各地大型超市大都能嚴格落實“限塑令”,執行塑料袋收費政策。雖然收費能夠減少使用量,但很多消費者,尤其是年輕人對塑料袋的價格并不敏感。


      在深圳市羅湖區的一家大型連鎖超市,多數顧客在結賬時都選擇購買塑料袋。記者在超市遇到了25歲的上班族蔣先生。“現在出門連錢包都不帶了,誰還會帶個購物袋?”一手提一個塑料袋的他說,自帶購物袋很麻煩,塑料袋方便,大袋三角、小袋兩角也不貴。


      是否塑料袋收費太低,導致價格對供需的調節作用不夠明顯?在羅湖區另一家主營進口食品的高端超市,收銀員陳曉玲告訴記者,這里的塑料袋最便宜的1.2元一個,屬于可降解的環保塑料袋,價格偏貴并未影響顧客的購買“熱情”。


      新興消費方式成“限塑令”新盲區


      近年來,外賣業呈現出井噴式發展,用手機點外賣成為新消費方式,而商家在外賣配送時通常會使用超薄塑料袋包裝,塑料袋的消耗也成了一個天文數字。


      在上海市徐匯區靠近一家三甲醫院的餐飲一條街,街上餐館的外賣產品中,很多都是裝在超薄塑料袋里配送的。一家餐飲店老板直言,各個外賣軟件公司經常向商家贈送塑料袋,如果青黃不接,就用超薄塑料袋對付一下。


      一位基層監管人員說,“互聯網+”的消費場景往往是商家與消費者直接“點對點”,具有一定程度的隱蔽性,這給監管帶來了新的難題。


      深圳的一位外賣小哥告訴記者,最忙的時候一天要送接近100份外賣,幾乎每個外賣訂單都用塑料袋包裝。


      與網絡購物相配套的快遞業,也是消耗塑料袋的“大戶”。2016年度中國快遞領域綠色包裝發展現狀及趨勢報告顯示,2015年我國快遞業共消耗了82.6億個塑料袋。


      “限塑令”存在效能不足、監管九龍治水、執法成本高、處罰威懾低等多重難點。


      九年效能不彰,誰在“拖后腿”


      “限塑”出臺九年限不住,一些地區“禁塑”效果差,背后原因何在?


      政策效能不足,處罰威懾低


      東北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王勇認為,“限塑令”本身缺乏一定的科學性、合理性:一是政策規定的是“限”而非“禁”,且缺乏對“限”的程度、衡量標準等方面細節的考量;二是政策單向性強,經濟杠桿效能差,缺乏激起公眾參與興趣的考量。


      中國人民大學商法研究所所長劉俊海說,“限塑令”很大一個不足在于政策的制定、執行和監察沒有形成一個完整閉環,如何引導民眾、監管市場并促進良好消費和循環系統的形成,需更詳細地分解任務,將激勵和制裁措施真正運用下去。“從公共治理角度看,這項政策另一個重要缺陷在于沒有后評估制度,一兩年熱度之后基本銷聲匿跡。”


      根據《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限制生產銷售使用塑料購物袋的通知》,“限塑令”涉及的部門包括發改委、質監、工商、環衛、環保、科技、財政、稅務等。然而,記者在多地聯系監管部門采訪時發現,不少基層部門對本部門是否負有相關監管職責并不清楚,安排執法計劃進行定期監管的更是少之又少。一些部門直言:“我們還有這工作?”“不歸我們管!”


      在2015年起正式實施“禁塑令”的吉林,半月談記者采訪了解到,“禁塑令”處罰力度偏低,對企業和個人分別處以最高3萬元和最高200元的罰款,遠低于違法收益。


      長春一位批發市場管理人員說,執法成本過高也是一大問題:“查處一個使用不合格塑料袋的攤販,罰款200元也要層層上報,僅案卷就要做十幾頁,執法人手有限,市場攤販眾多,根本罰不過來,只能法不責眾。”


      采訪中,記者還發現,不同地區之間監管力度不均衡并缺乏監管協作機制,刺激超薄塑料購物袋、非環保塑料袋在一些監管較松的地區生產,再流向生產環節監管嚴格的地區使用,對后者的監管工作造成沖擊。


      垃圾分類“腸梗阻”致塑料袋難降解、難資源化


      因價格、技術等原因,能實現全降解的環保新材料塑料袋市場拓展困難。垃圾分類回收再利用體系尚待建立的現狀,導致不可降解塑料袋難以資源化利用,而全降解塑料袋也難降解。


      業內人士說,符合國標的不可降解塑料袋進貨價高于超薄塑料購物袋3-5倍,小規模經營者已很難承受,而全降解塑料袋價格又比普通塑料袋貴上好幾倍,即使是大型商家,也很難全部改成全降解塑料袋。


      吉林推廣的環保塑料袋原料是玉米淀粉,但由于技術原因,這些全降解塑料袋強度、韌性較一般塑料袋差,很多時候“一碰就破”。而此類塑料袋要實現數月內全部生物降解,需要很多條件。


      華東師范大學生態與環境科學學院環境科學系主任張勇說,全降解塑料袋的處理和廚余垃圾類似,需單獨分揀出來,在堆肥厭氧高溫條件下才能實現全降解,不分類直接送到垃圾場填埋則無法實現快速降解。


      真正限塑關鍵是出實招


      對于目前國家層面的“限塑令”和一些地方的“禁塑令”等地方性法規,應加強具體條款的指向性,提高處理力度,明確執法流程,形成中央+地方的完善法律法規支撐體系。而當下的“限塑令”“禁塑令”還應配套相應保障制度,如增加激勵手段和產業政策,鼓勵企業生產符合規定的塑料袋,對環保塑料袋或其他塑料袋的替代品增加激勵政策,讓相關政策法規深入塑料制品產銷的每個環節。


      專家表示,在流通環節“限塑”“禁塑”的成本,遠遠高于生產環節和回收環節,應通過補貼等方式向可降解新型材料產業過渡,并利用價格限制等措施逐步剝離商家與塑料袋生產企業的利益關系,減少其生產與銷售,從供給側改善塑料產品供應環境。


      公眾對不合格塑料制品的使用危害缺乏足夠認識,是記者采訪時最明顯的感受。一些地方主管部門負責人建議,應開展多層次的公眾知識普及宣傳,讓公眾了解使用不合格塑料制品的危害。商家、行業協會等各方也應積極參與到社會共治中來,承擔相應社會責任。同時,相關部門應加強動態監管執法力度,簡化執法流程,讓及時懲處與積極引導共同發揮作用。


      織密保護網 預防性侵未成年人犯罪


      5月30日,“呵護花季 遠離性侵”法制宣傳活動在內江市市中區大洲廣場舉行,共發放各類宣傳資料近5萬份,接受現場咨詢300余人次。同一天,內江市檢察院首個“譚媽媽校園工作室”也在該市市中區翔龍中學揭牌。該工作室有固定場所,并安排專人常駐學校為被性侵學生提供幫助。


      在“六一”兒童節前夕,內江有關方面為何頻頻關注性侵未成年人這一話題?這是因為一份調研報告。


      5月初,內江市檢察院出爐了一份《關于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呈高發態勢亟待引起重視》的調研報告。報告揭示了一個殘酷的事實:從2013年到2016年2月,內江市未成年人犯罪呈高發態勢,其中強奸和猥褻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占較大比例。但是,很多受害人在受到侵害后都沒有報案,或報案時間離案發時間相隔較長取證困難。


      報告中提到,該市僅有10%的案件因為受害人主動報案而案發,在案發后立即報案的僅占報案總數的28%。因報案時間晚,在公安機關立案時,犯罪現場早已被破壞,關鍵證據已經滅失,給案件偵破帶來了很大難度。


      內江市檢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檢察處處長毛燕霞認為,造成這種現象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未成年人性教育的缺失。2008年,教育部制定的《中小學健康教育指導綱要》將未成年人性教育規定為學校教育任務,但目前并沒有規范、系統的性教育教材,大多數學校也沒有開設專門的性教育課程。雖然性教育在生物、生理衛生等科目中有所涉及,但不少老師在講到這些內容時,會讓學生自習,甚至直接回避。在家庭中,許多家長也不會主動向孩子講解性及性安全,家長本身也缺乏性侵害行為的了解和防范意識。


      此外,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犯罪高發的原因還包括留守兒童得不到有效保護,未成年人容易受引誘、被哄騙,網絡的影響以及社交軟件的使用等因素。


      整合力量刻不容緩。5月23日,內江市委政法委牽頭,召開了內江市預防性侵未成年人犯罪聯席會議,14個市級相關單位和該市兩級檢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檢察部門參加了會議。


      會議提出,建立內江市預防性侵未成年人犯罪聯席會議領導小組,盡快出臺文件明確各單位職責,建立打擊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長效機制;建立救助綠色通道,保護未成年受害人;定期組織開展大型宣傳活動,普及相關知識,加強輿論引導。“之前各部門開展工作比較零散,全市層面沒有統一機制。聯席會議后,相應工作會抓緊起步,以改善未成年人保護現狀。”內江市委政法委相關負責人說。“未成年人如何有效保護還處在摸索階段,‘譚媽媽校園工作室’是一種大膽嘗試,希望能為更多部門開展這些工作提供有益借鑒。”毛燕霞說。


      劍指黑中介,“智慧租房”來也!


      9日,杭州住保房管局與阿里巴巴集團、螞蟻金服集團舉行簽約儀式,搭建全國首個智慧住房租賃監管服務平臺。平臺將結合阿里巴巴大數據、線上交易、評價系統及螞蟻金服旗下的網上支付、芝麻信用體系等技術,實現租賃環境、租賃房源、租賃信息“三個全”的目標。


      在高房價時代,很多買不起房的居民,特別是剛剛走出大學校園的青年人和外來務工人員,會選擇租房生活,租房市場需求持續處于高位。據鏈家研究院數據顯示,3-5年后,中國將有約2億人進入租房市場,租金規模將超過1.5萬億元。


      但是,租房市場現狀可謂亂象叢生,問題頗多,房東、租房客常常都顯得很不滿意,“后悔”成為租房市場的一種常見現象,房東說后悔把房子租給房客,房客說后悔租了這套房子。因為一些“包租婆”、“二房東”動輒上漲房租,以各種理由讓未到期租房客限時搬家,克扣押金等,讓租房客失去居住穩定感、安全感;另一方面,一些租房客則以上帝角色自居,把租賃的住房當成私有房產,轉租住房,讓房東很受傷。而房屋中介領域又是魚龍混雜,兩頭占便宜是房屋中介常見的賺錢手段。更嚴重的是,黑中介頻頻現身租房市場,在互聯網生活服務平臺上發布很多虛假的租房信息,淪為詐騙犯罪的幫兇,坑害了不少租房客的合法權益。


      杭州地方政府與阿里巴巴合作,運用互聯網思維,利用大數據、線上評價系統等技術,搭建智慧租房平臺,此舉可以有效治理和終結長期存在的房源失真、黑中介、中介人員失信、“二房東”漁利、惡意違約等行業頑疾,有助于租房市場長效機制的建立,有利于建設和發展更加成熟的租房市場。


      首先,租房平臺實行實名身份驗證、人臉識別技術,這讓在智慧租房平臺上發布租房信息的房東、房屋中介、租房客三方的身份信息更加準確、真實。其次,智慧租房平臺上的信用評價機制,讓房東、房屋中介、租房客三方都要約束和規范各自的行為,以免降低信用等級,影響以后的租房、出租房屋。因為信用好的房東及其住房自然更受租房客青睞,信用好的租房客也更受房東歡迎,而房東、租房客都更愿意通過信用高的房屋中介租房,減少不必要的糾紛和麻煩。再者,信用高的租房客,甚至可能免交押金、按月支付房租,這就減輕了租房的經濟負擔。


      事實上,今年7月住建部聯合九部委已經印發了《關于在人口凈流入的大中城市加快發展房租賃市場的通知》,這在政策層面為租房市場的發展保駕護航。在這個基礎上,要加快租房市場的發展,終結租房亂象,就應當用好互聯網技術和思維,引入和推廣智慧租房平臺,在這點上杭州無疑已經先行一步。


      醫務社工真“有愛”


      在上海醫療機構,有一個日益壯大的群體--醫務社工,他們是醫師的助手、護士的伙伴、患者和家屬的朋友;他們站在客觀公正的第三方,搭建起醫院、醫生和患者之間交流溝通的橋梁;他們提供心理疏導、人文關懷、法律援助等服務……


      2012年,上海發布了全國最早的地方性文件《關于推進醫務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建設的實施意見》。經過5年發展,上海目前已有600多名兼職醫務社工和100多名專職醫務社工。


      在復旦大學附屬兒科醫院,社會工作部負責人傅麗麗告訴半月談記者,一位患有內分泌方面的先天性免疫缺陷疾病患兒的家長,在病房不滿護士抽血、抱怨檢查緩慢、質疑治療效果,多次對護士大吼大叫,并有言語和肢體暴力,甚至揚言“我孩子好不了,醫生也別想活了”。


      穿著綠馬甲的醫務社工多次真誠與這位情緒失控的父親溝通,幫助他調換患兒的主治醫生,最終打消了對方的偏見。


      作為上海率先成立醫務社會工作部的醫療機構,上海市東方醫院的義工活躍在各個科室。在“無聲有愛”助聾門診,他們用手語配合醫生,幫助聾人便利就診;更有同病種義工,幫助增強病友對抗疾病的信心。


      除了面向患者開展活動,醫務社工還成立“天使要翱翔”小組,幫助即將入職的護士更好地適應醫院生活和工作;成立職業倦怠期干預小組,幫助醫護工作者緩解壓力。


      上海市醫學會醫務社會工作學專科分會候任主委季慶英表示,上海的醫務社會工作經驗對推動中國社會醫務社會工作專業的發展有著重要意義。


      業內人士坦言,我國醫務社會工作處于起步階段,健全人才培養和培訓體系,加快醫務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建設已經成為當務之急。需要建立完善院校教育、培訓和繼續教育制度,盡快完善社會工作職稱序列,研究建立政府購買醫務社會工作服務的財政支持體系、合理的薪酬指導標準和科學的激勵保障機制、必要的權益保障機制,拓寬醫務社工職業發展空間。


      上海市衛生計生委黨委書記黃紅表示,醫務社工工作已經成為上海城市文明、城市管理的重要體現,成為社會治理創新的重要工作,需要進一步大力推進。


      失能、失智,不能失去尊嚴


      隨著老齡化社會的到來,老年失能、失智群體的數量呈上升趨勢。盡管醫療衛生及社會保障事業取得了較大進步,這些老人的養老仍面臨著較為嚴峻的考驗。


      “怕人嫌棄,怕添麻煩,還心疼錢”


      80歲的吳芬7年前手術失敗癱瘓至今。由于常年不能活動,她臀部、足部皮膚潰爛,每天都要擦進口藥膏,防止傷口感染。


      吳奶奶說:“大熱天,我身上皮膚潰爛,總有氣味,我擔心別人嫌棄我,又怕給子女添麻煩,還心疼錢!”


      吳奶奶的兒媳婦李云無奈地說:“我們每周都會回家看望婆婆,給她買藥和生活用品,每個月要支付保姆、藥品的費用,加上每年在醫院的醫療費,一年差不多10萬元。”


      湖南省第二人民醫院神經內科是湖南省首家癡呆防治中心,以老年期癡呆的診斷與治療為重點。


      近日,二病區副主任醫師周妮娜接收了一名來自湖南農村的患者--74歲的劉嗲。劉嗲被送到醫院時,被診斷為阿爾茨海默病中期(俗稱老年癡呆癥)。


      早在3年前,劉嗲就出現了記憶力和智力下降等癥狀,剛做過的事情轉眼會忘,人變得內向、孤僻、脾氣暴躁。更糟糕的是,他還出現幻聽,經常疑心有人加害于他,有時還會對朝夕相處的老伴動手。


      周妮娜說,中重度老年癡呆癥患者每個月需要800元左右的藥物治療,這對經濟條件差的家庭來說,無疑是一個負擔。


      84歲的湛民老人在湖南省湘潭市六醫院醫養中心(為全失能且罹患重病和臨終關懷類老人提供持續醫療養護服務)已經住了1年9個月。


      2015年,她腦出血后引發四肢活動障礙、器質性精神障礙、血管性癡呆,還患有高血壓、冠心病等疾病,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湘潭市六醫院醫養中心主任印春說:“患者插了胃管,住院后又多次出現腦出血、肺部感染、尿路感染等。像這樣的老人,家庭以及一般養老院是無法護理的。”


      醫養結合,讓失能、失智老人活得有尊嚴


      湘潭市六醫院副院長申永忠告訴記者,該醫院爭取到了醫保部門的資金支持,市醫保管理部門在醫院試點采取按床日付費的結算管理模式,對完全失能老人,按平均200元/天進行包干結算。


      另外,市民政、財政部門從福彩公益金每年定向撥付醫院50萬元,設立愛心資助項目,凡具有湘潭市戶籍的全失能或臨終關懷類老人,給予300元至500元/月的生活護理費補助。


      在湘潭市六醫院康復醫學科,70歲的劉銀坐在輪椅上,由護理員推著緩緩走進電梯。


      不到一分鐘,他們就來到了樓下的康復治療區,由康復治療師賀立宇為她進行關節松動訓練和偏癱肢體綜合訓練。


      今年7月,劉奶奶腦出血手術后住進神經康復科,入院時,臥床不起。


      經過一個多月的康復治療,目前劉奶奶可以獨立站立,在別人的攙扶下可以行走。


      申永忠說,現在湘潭市六醫院建立了養老護理員工作部,通過建立長期穩定的用工模式,構建上升渠道、增強人文關懷、建設團隊文化、提高技能水平和勞動價值回報等多種方式,探索一條使養老護理員招得進、做得好、留得住的路子。


      同時,還與湘潭醫衛職院等高等院校合作,建設養老護理員實訓輸出基地,培養養老護理專業人才。


      湘潭市六醫院黨辦主任甘紀平說,目前,醫院正積極開展訂單式培訓養老護理專業人員,有償為省內外養老、醫療等機構的養老護理人員和管理人員以及家庭陪護成員等提供培訓、實訓。


      “醫院的康復大樓與醫療區僅有100米的距離,大樓配備兩臺醫用電梯,設有綠色急救通道;臥室、衛生間均裝有緊急呼叫鈴;床頭配備中心吸氧、吸引裝置。


      大樓廣泛采用防滑、無障礙、智能化設計,有安保和護理團隊24小時值守。我們希望失能、失智老年人在這里能夠生活得有尊嚴。”申永忠說。


      亟待完善醫養服務體系 加強養老護理隊伍建設


      長沙市心理學會副會長、中南大學湘雅三醫院心血管病專家江鳳林副教授說,我國高血壓、腦梗塞、腦出血患者增多,阿爾茨海默病患者數量也呈逐年上升趨勢。


      其中有些患者通過急性期治療后,大部分都會留下不同程度的后遺癥,造成不同程度的功能障礙。


      “失能、失智、臨終關懷等幾類家庭和一般養老公寓難以照料的老人,是整個養老服務體系中服務難度最大、技術要求最高、社會需求最迫切的群體。”


      湘潭市六醫院院長、黨委副書記向明凱認為,亟待建立更多擁有醫療資源的養老院,滿足“大病可醫、小病可療、無病可養、臨終可孝”的養老功能,為老人提供集醫療、養老、康復、護理于一體的養老服務。


      “失能老人每月護理費用支出在1500元至4500元不等,這筆支出是不小的負擔。因此,要加快探索建立長期護理保險制度,減輕失能老人的護理費用支出負擔。”甘紀平說。


      湘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教授盛明科建議,通過政策優惠、財政補貼等形式,積極吸納社會資本進入老年社會治理領域,借助社會團體、公益組織的力量,加強老年服務業的建設。


      在推進醫養結合中,改革醫保支付模式,創新失能老人護理補貼制度。鼓勵醫療機構聯合金融行業推出養老服務金融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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