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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半月談第9期_半月談2017第9期文章匯總
    http://www.iranairiatravel.com/       2017-08-23      來源:半月談
    【字體: 】              

      《半月談》是黨政機關公務員必備的閱讀學習刊物之一,也是考公務員申論備考非常好的資料。

      下面是網頁閱讀版:

      2017年半月談(第9期)(精選)

      半月評論:“一帶一路”,欣看五通開新局

      (本期本月評論對申論備考價值不大,此處只提供標題,正文未予選入)

      內生動力:中國扶貧新支點

      貧困群眾,既是扶貧的對象,也是脫貧的主體。

      打贏脫貧攻堅戰,必須尊重和發揮貧困群眾的主體作用。黨的十八大以來,各地扶貧攻堅向精神文化、心理意志領域深層次推進,在引導貧困群眾想脫貧、會脫貧、能脫貧上發力,改變貧困群眾依賴思想,提高他們自我發展能力,最終實現可持續、有質量的脫貧。

      克服等靠要思想,讓貧困群眾“想脫貧”

      扶貧先扶志。2015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上強調,脫貧致富終究要靠貧困群眾用自己的辛勤勞動來實現。

      在脫貧攻堅中,各地越來越深刻地意識到,只有群眾本身具有強烈的脫貧意愿,有擺脫貧困的內在自覺,才能迸發出強大的驅動力量,打贏脫貧攻堅戰。

      山東省臨沂市蒙陰縣云蒙湖生態區大謝莊社區是典型的庫區村,以前這里不少貧困戶“等靠要”思想嚴重。張德芹便是其中之一。

      隨著扶貧攻堅逐漸深化,張德芹的思想也發生了變化。他說:“最近兩年,不少干部來鼓勵我,幫我解決了許多實際困難,我怎么好意思再躺在家中睡大覺?雖然干不了重活,打掃衛生、養雞養羊這些活兒我還是能干的,再也不能光吃政府救濟了。”

      基層扶貧干部表示,激發貧困群眾改變貧困落后面貌的干勁和決心,是增強脫貧效果可持續性的關鍵所在。

      今年3月下旬的一天,江西省贛州市尋烏縣南橋鎮南龍村蔬菜基地,當地貧困戶溫天招正在地里彎腰忙碌著。“再過幾天,又有一批新鮮白菜、水咸菜可以拿去賣了。”望著一排排青翠欲滴、長勢正茂的蔬菜,溫天招欣慰地說。

      誰能想到,僅僅兩年前,她還是另一種心態:脫貧哪有那么容易,就這樣湊合著過吧。

      “政府的政策很好,但不能什么都依靠政府當懶漢,幸福是要靠自己去爭取的……”“我覺得種蔬菜很適合你們,一是你們村有這樣的產業基礎;二是離圩鎮比較近,賣菜方便;三是縣里鼓勵群眾發展這個產業……”在幫扶過程中,當地干部努力引導鼓勵她樹立信心、尋找出路。

      明確了方向,她說干就干。經過近一年的辛勤勞作,溫天招一家通過種菜去年收入有6萬多元,除去成本純收入有3.5萬元,摘掉了貧困戶的帽子。

      “我能夠脫貧,靠的是政府的好政策,靠的是自己的雙手。今年,我打算繼續種西瓜、香瓜、白菜、水咸菜、百香果等瓜果蔬菜。我相信,只要肯吃苦,脫貧致富并不難,日子一定會越過越紅火。”談起2017年的打算,溫天招信心十足地說。

      推廣造血式幫扶,讓貧困群眾“會脫貧”

      春節過后,江西省于都縣上歐移民安置小區內,陳星宇正在做著新年規劃。

      今年50歲的他是贛南革命老區一名移民搬遷貧困戶。他家以前所住的地方山高路遠,通往山外唯一的盤山公路坡陡路險,七八公里路要走一個多小時。和當地大多數人一樣,陳星宇靠種田、打零工為生,一年收入只有五六千元。

      為幫助像他這樣的偏遠山區貧困群眾脫貧,江西省從2013年起開始探索移民搬遷進城進園安置新模式,讓偏遠山區的貧困群眾搬到城鎮工業園區附近集中安置,政府通過整合運用涉農部門有關資金,在住房、就業等方面給予扶持。

      進城后,陳星宇在縣里從事裝修工作,月收入3000多元,妻子經培訓后在工業園一家服裝企業上班,每月工資也有3000多元。“年前算了下,去年家里收入有8萬元左右。”陳星宇說,感覺生活又有了奔頭。

      陳星宇不是個案。近年來,中國“造血式”扶貧不斷推進,幫助貧困群眾更好地進入就業市場,實現長效、可持續脫貧。

      來自貴州省畢節市黔西縣一個農村貧困家庭的廖云,初中畢業后原本打算出門打工,在政府幫助下,她走上了另一條人生道路:到職業學校學習技能。

      “現在除了不交學費,每年還能拿到近3500元補貼,學習和生活都有保障,大大減輕了家庭負擔,學習也更安心。”廖云說,只要有了一技之長,畢業后不愁找不到工作。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教育扶貧無疑是增強貧困群眾內生動力和造血功能的長效機制。

      “孩子是黃沙村的未來,要給他們打開一扇通往外面世界的窗戶。”在江西贛州市贛縣區陽埠鄉黃沙村,贛州市園林局局長朱麗琴掛點扶貧已有5年。

      2018年讓全村建檔立卡貧困戶全部脫貧,朱麗琴很有信心。但她更在意的是,如何進一步縮短貧困山區孩子和外面世界的距離,阻斷貧困代際傳遞。在朱麗琴看來,脫貧攻堅已進入倒計時,扶貧先扶智,要教育孩子們雖生而貧困,卻始終心向遠方。

      強化軟硬件支撐,讓貧困群眾“能脫貧”

      芳菲四月,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昭覺縣春意正濃。

      從縣城出發,向東行駛兩個小時,便來到支爾莫鄉的獅子山腳下。被稱為“懸崖村”的勒爾社就坐落在這里。過去,人們進出村子需要攀爬由藤條和木棍編成的17段“天梯”,從山腳下的阿土勒爾村牛覺社到半山腰的勒爾社只有4公里,卻要走5個小時。

      修路,一直是“懸崖村”村民的渴望。去年,昭覺縣投資100萬元,用鋼管打造“天梯”,對進出勒爾社的路進行加固改造。當年11月,工程全部完工。鋼梯不僅節省了村民的上山時間,提高了安全性,更讓當地老百姓有了脫貧的盼頭。

      基層扶貧干部表示,我國很多地方屬于條件性貧困,即由生產生活條件困難造成的貧困。對于個體貧困,可以通過幫扶較快改變其貧困狀況,但要消除這些區域性的普遍貧困,更重要的是改變造成貧困的生產生活條件。

      近年來,在脫貧攻堅中,各地通過完善基礎設施等硬件條件,營造政策優惠的軟件環境,夯實貧困地區發展基礎,為貧困群眾脫貧創造了良好條件。

      2013年,江西寧都縣對坊鄉店背村31戶貧困戶入股加入油茶產業合作社。合作社理事長崔九勇告訴半月談記者,種植油茶前期投入大,高品質的基地每畝投資成本要三五千元,而且5年后才能掛果產生收益,靠貧困戶自己肯定拿不出這個錢。

      怎么辦?中國農業銀行量身打造的“油茶貸”產品解決了他們的苦惱。如今,店背村滿目的荒山變成了成片的油茶林。看著那漫山遍野長勢良好的油茶,貧困戶崔東生一臉興奮地說:“再過幾年就進入盛果期了,每戶有三四萬元的分紅,脫貧不是問題!”

      第三方:驅動治理現代化

      --(之一)脫貧沒脫貧,還看第三方

      脫貧沒脫貧,誰說了算?今年2月底,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向江西井岡山市反饋第三方評估結果:共調查2076戶,發現錯退10戶28人,漏評1戶3人,綜合測算貧困發生率為1.60%,低于國家2%的標準,可以宣布脫貧“摘帽”。

      無獨有偶。今年3月,河南蘭考縣經過第三方審慎評估、全面測評,各項指標符合脫貧標準,宣布在河南率先脫貧。

      脫貧沒脫貧,第三方說了算。如今,有了第三方,地方的脫貧成績單不再是政府“自說自話”,而變得越來越有“含金量”,越來越為公眾所認可。

      評估脫貧,第三方能否勝任

      今年1月,河南省扶貧辦向國務院扶貧辦申請對蘭考退出貧困縣進行評估。受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委托,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作為第三方,牽頭組織河南大學等院校師生,對蘭考縣退出貧困縣開展問卷調查、實地評估。

      幾乎同時,井岡山脫貧第三方評估工作由南昌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承擔。第三方評估組組長、南昌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劉建生告訴半月談記者,他們成立了由10名老師帶隊、60多名學生參與的評估組,在33天里分兩階段展開評估。評估的主要方式是隨機抽樣、入戶調查。

      兩地評估組訪談了解情況,并如實填寫問卷。南昌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帶隊老師魏丹說,問卷統一設計,內容細致。其中,扶貧成效包括貧困戶基本信息、收入情況、對扶貧政策認知度、對扶貧工作滿意度等4大項54個指標,貧困退出包括收入、住房等31項指標。

      參與評估的南昌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學生陳鑫說,為了讓他們熟知脫貧標準和調查技巧,學校專門培訓并組織考試選拔,現在他們對入戶調查輕車熟路。“比如,我們到一戶人家訪談時會順便問問下一戶的情況,到下一戶后又會問下上一戶的情況,相互印證。”

      中科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區域農業與農村發展研究中心負責人介紹,為做好脫貧調研評估,中心專家組除了研究制定《貧困縣脫貧退出第三方評估技術指南》外,還就調研流程、協調部署、應急處理等開展專門培訓,統一規范了調查問卷類型、內容、填寫、記錄、編碼、數據處理等。

      在此次第三方評估中,井岡山、蘭考兩地被抽查的貧困戶普遍反映,評估員非常認真,問題問得十分仔細。井岡山新城鎮新城村貧困戶關聲何說,評估組在他家待了近1個小時,不僅看了他家房子,一筆一筆地核算他家收入,“還讓我把殘疾證、存折、合作醫療的單子都拿出來給他們看”。

      隨機調查,評估組與地方政府“絕緣”

      “評估組和我們地方基本是絕緣的。”井岡山市移民和扶貧辦主任劉新感嘆道,評估組在井岡山評估期間,吃住都是自己解決,“本來我們作為東道主想宴請下他們,但被拒絕了,最后租車費用也是他們自己結算的”。

      井岡山、蘭考兩地干部告訴半月談記者,在評估中,他們主要工作就是帶路。井岡山睦村鄉黨委副書記鄒偉男描述了評估組到鄉里評估的情況:“40多人在這待了一整天,去年脫貧的146戶貧困戶全部查了,同時還抽查了50多戶非貧困戶。到了貧困戶家,他們就把門關起來,不讓我們進去。我們只知道他們在每戶人家待了四五十分鐘,但不知道聊了什么。”

      “我們抽到哪個村、哪幾戶不會提前告知地方政府,而是通過手機導航,自己直接去。只是到村里才找當地干部帶路,帶到目的地后,他們還得回避。”劉建生說,“我們會全程錄音錄像,以確保評估過程可追溯,情景可還原。”

      蘭考縣扶貧辦主任胡良霞說,在整個第三方評估過程中,蘭考縣扶貧辦除了在啟動會上與工作隊成員見面交流意見和提供所需材料外,入戶調研、評估審定等環節全程回避。“我們只知道評估工作隊一共來了103人,評估為期12天,剩下的情況一概不知,評估結束也沒有通氣、交流。”

      經過第三方評估,宣布脫貧更有底氣

      嚴格的第三方評估讓井岡山、蘭考干部一度感到壓力很大;最終,順利通過評估又讓兩地干部感到十分踏實。蘭考縣固陽鎮副鎮長溫振說,生怕哪個環節漏下了,哪個細節沒做到位。“雖然自己感覺工作做得不錯,但說完全不擔心是假的。現在第三方評估通過,不僅心里石頭落了地,更感覺工作成績被認可。”

      第三方評估小組的嚴格認真,雖然讓井岡山、蘭考的不少基層干部捏了一把汗,但同時也讓當地最終宣布脫貧更有底氣。蘭考縣小宋鄉東邵一村扶貧工作隊隊長陳國平說,通過了第三方評估,我們更有底氣、更有信心宣布蘭考脫貧。

      “井岡山共有貧困戶4638戶,這次評估抽查的2076戶覆蓋了井岡山所有鄉鎮和村莊。”劉新說,“我們順利通過評估,這充分證明,井岡山脫貧‘摘帽’是經得起人民和歷史檢驗的,我們沒有為脫貧而脫貧,更沒有搞假脫貧、‘被脫貧’。”

      蘭考縣三義寨蔡樓村貧困戶潘品家說,有了這個評估,就有實實在在的依據,貧困不貧困不是個人說了算,最終大家都服氣。

      第三方:驅動治理現代化

      --(之二)借力第三方,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如今,越來越多的地方通過第三方調查、評估、認證、咨詢、鑒定、審計等多元方式,創新政府管理,改進社會治理,完善公共服務。日益活躍的第三方正在諸多領域發揮著獨特作用。

      助力民生改善

      民之所望,政之所向。為更好地掌握低保政策落實情況,2017年1月,河南省民政廳首次委托24家社工機構核查全省16個省轄市的31個縣市的低保工作。引入第三方評估,讓一些影響政策效益的問題暴露出來。

      通過對低保人員結構、致貧原因、家庭收支、家庭存款與負債等調查分析,第三方機構發現,目前低保對象總體準確,但低保家庭中戶均保障人數僅有1.35人,戶保率相對較低,可能存在漏保。此外,在低保對象的認定上,存在家庭申請低保時隱瞞真實經濟狀況等問題,個別低保家庭反映在審核審批程序上存在“村干部開小會”現象,也有人反映“沒聽說開評議會的事”。

      第三方社工機構指出,現有低保制度存在政策設計不合理、低保對象認定困難、政策執行不力、政府監督管理不到位等問題,并開出了藥方。河南省民政廳相關負責人表示,正是借助社工機構的專業力量和資源,河南規范了低保工作。

      曾讓老百姓對低保政策公平性時有懷疑的騙保、關系保、人情保等現象,此次經第三方評估、建議,得到重點整治。河南省民政廳社會救助處處長董輝說,經過第三方機構的診治,如今審批權力變透明了,違規行為不容易再出現。

      “開著小車吃低保,住著洋房領救助。”河南省漯河市干河陳村村民閆小頌說,過去總覺得低保里面“門道多”,得靠關系才能拿到低保,現在聽說有第三方評估,覺得更公道,也更服氣了。

      一些基層民政工作人員表示,實行第三方評估后,社工機構會給出建議,過去最頭疼的收入界定等問題處理起來也有了標準和方向,減少了老百姓的質疑。

      低保只是一例。隨著民眾對公共服務要求的提高,各地各級政府正在越來越多的民生領域,引入第三方機構,幫助評估施政效果,處理問題糾紛,完善政策措施。

      今年4月,江蘇無錫首次引入第三方評估機構對殯葬行業服務單位進行打分。第三方評估機構無錫市社會組織發展促進會負責人吳興介紹,他們采用各種細化的評分標準,積極倡導移風易俗文明新風,“不帶頭鳴放禮炮得1分、不拋撒紙錢得1分”。評估定期公布排名,讓百姓有所選擇。

      引入第三方可謂“自縛手腳”,數百家殯葬服務代理機構卻想成為首批試點單位。無錫萬福殯儀服務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仇偉斌說,殯葬服務的規范化已是大勢所趨,只有通過第三方評估完善自身,成為平臺上的勝出者,才會贏得市場,傳播文明新風。

      在醫療糾紛領域,江西省南昌市醫療糾紛調處中心大有用武之地。在中心專家咨詢室,半月談記者看到,一扇不透明的玻璃門將前來咨詢的患者家屬和提供服務的專家隔開,患者家屬咨詢時,通過搖號隨機選出來的專家作詳細回答。

      在醫療糾紛調處中心常務副主任鄧興國看來,醫調中心獨立于醫患雙方之外的第三方身份,改變了以往行政部門“老子管兒子”的管理模式,其獨立公正、透明陽光是取信于醫患雙方的關鍵所在。如今,醫調中心的運行,使得南昌市醫療糾紛發生總數同比下降20%。

      創新驅動發展的當下,公共服務的一項重要內容是促進科技成果轉化。但一項科技成果的價值如何估定,是個難題。中智科學技術評價研究中心理事長、福建師范大學博導李閩榕說,現在他們正致力于第三方參與科技領域的評估,對接企業科技成果轉化,為科技創新加油助力。

      推動法治建設

      2006年,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區政府時任主要領導,找到時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研究員錢弘道,商討“法治余杭”問題。“‘法治余杭’建設得如何,不能政府自己說了算,應該交由群眾、專家一同來評判。”錢弘道說,“我當時就建議引入第三方評估,并且提出構建‘法治指數’,以量化方式評估‘法治余杭’建設。”

      2008年,2007年度余杭法治指數發布--71.6分。其中,專家組意見占30%的權重,群眾滿意度占35%的權重,這也是國內首個“法治指數”。此后,余杭法治指數制度不斷完善,現已成為觀察當地各鎮、街道和部門施政成效的“晴雨表”。

      半月談記者了解到,第三方法治評估在余杭區政府綜合考核中占較大權重,考核跟獎金掛鉤,直接關乎排名,各鄉鎮、街道、部門考核連續兩年為末三位的,主要領導要被追責。

      錢弘道說,法治指數的意義不僅僅在于得出一個分數,更重要的是以法治評估為抓手,實現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每年余杭法治指數發布后,其中的“失分項”成為有關部門整改的主要目標。例如,余杭區交通事故引發的矛盾糾紛居高不下,很多群眾反映處理難、理賠難。為此,余杭設立交通事故調解處理中心,將公安、司法、法院、保險等部門“搬”了進去,探索交通事故“一條龍”處理,免去群眾跑多個部門的煩惱。

      余杭區法治建設領導小組辦公室常務副主任、司法局局長鄭建芬認為,盡管政府無形中增加了壓力,但第三方能促使政府直面問題,倒逼政府加大力度改革,不斷提升百姓的獲得感。這也是創立余杭法治指數目的所在。

      顯然,比起傳統的組織內部評估,第三方評估可有效改變被評估方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的狀況。余杭區的實踐表明,在法治建設的進程中,第三方的作用不可小覷。

      第三方參與清理法規,在不少地方早已開展。2014年6月,重慶市人大常委會委托西南政法大學對涉及企業發展的規范性文件進行評估。據了解,這是繼2013年委托西南政法大學對重慶市現行地方性法規進行清理后,重慶市人大常委會第二次委托第三方機構。

      西南政法大學副校長岳彩申說:“法治狀況到底怎么樣,不能光靠拍腦袋,要有數據、理論支撐。”經過2個月鏖戰,西南政法大學最終形成一個規范性文件評估的總報告和747份單項評估報告。

      起草立法,也有第三方的活躍身影。為規范物業管理,江蘇南京于2016年7月實施的《住宅物業管理條例》中建立了投訴登記受理制度,對涉及小區公共利益的投訴,相關部門必須以書面形式及時答復。而這一規定的出臺,背后是第三方參與立法起草的積極影響。

      南京市人大常委會相關負責人介紹,過去地方立法往往由部門主導法規起草,不可避免地帶有一定的部門利益傾向:一是攬權推責,對部門權力規定得比較具體,對應承擔的責任寫得比較“原則”;二是重管理輕服務。此次物管條例立法由第三方起草,發揮專家學者和第三方機構作用,在制度設計中平衡各方利益,克服了部門立法的弊端。

      促進改革落地

      “醫改中管辦分離如何實現?我認為第三方評價是很好的輔助渠道。”趙長久說。趙長久是哈醫大四院黨委書記,也是國家衛計委醫院管理研究所醫院管理咨詢中心的評審員。

      “我參加的評價次數比較多,有些社會聲譽很高的醫院和科室,打分結果卻較低。”趙長久說,產生這種現象是因為質量安全與醫院技術水平并不完全等同,有的醫院規模大、綜合技術水平高,但存在患者安全隱患,就要被扣分。

      國家衛計委醫院管理研究所醫院管理咨詢中心主任陳曉紅認為,醫院管理是一門專業化程度極高的科學,不能只靠院領導的悟性、經驗來進行。目前大部分院長管理都是按自己的標準來,缺少統一明確的細化標準。醫院管理監督也主要屬于行政管理,缺乏客觀有效的第三方認證測評。

      陳曉紅介紹,國家衛計委醫院管理研究所醫院管理咨詢中心從2012年開始,用5年時間培養了百余人的評審員隊伍,對醫院進行第三方評價,評價的主要依據是國家衛計委下發的《醫院評審標準及實施細則(2011年版)》。目前已輔導評價醫院340所次,開展管理工具培訓60期。

      廣東佛山市第一人民醫院院長王躍建認為,第三方評審給了醫院一個梳理醫療質量、醫院管理質量的抓手,幫助醫院把質量標準和患者安全理念融入臨床工作的點滴之中。

      事實上,第三方評估不僅在醫改這樣的單項改革中發揮作用,它在一些地方還有力促進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進程。

      湖北省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湖北省全面深化改革評估中心執行主任葉學平介紹,2016年,湖北省全面深化改革評估中心受湖北省改革辦的委托,于2016年末至2017年初對湖北全面深化改革進行了第三方評估。

      評估報告指出,湖北省2016年改革推進力度較上年有小幅下降,改革總體效果離人民群眾的期待比較遠,部分改革項目問題導向不突出,配套制度不夠完善,督察反饋機制落實不夠,部分單位和地方缺乏“擼起袖子加油干”的沖勁;提出落實責任主體、破解發展梗阻、加大督辦協調力度、促進改革落地生效等6項建議。

      “對全面深化改革工作進行第三方評估在湖北是第一次,在全國也是第一次。這項工作本身反映深化改革的結果,也是推進改革的有效手段。”武漢大學發展研究院院長李光教授說,第三方評估非常切實地改變了以往推進改革過程中內部的、自我的、甚至自娛自樂的評價傾向。

      湖北省委副秘書長、省改革辦主任趙凌云表示,2017年要進一步細化評估指標,推動改革精準發力、落地生效。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陸劍認為,不少地方存在基層干部人手不足,工作負擔過重問題,影響了改革的執行落實。政府引入第三方,既分擔工作壓力,解決基層人手不足問題,又推動了政府轉型步伐,讓政府部門擺脫了既“干活”又“監工”的尷尬境地。

      如今,日益崛起的第三方成為政府轉型、改革深化的加速器。通過第三方,改革方案和落地政策能夠及時調整、完善,變得更全面、周延,更具可行性;賦權于第三方,政府能夠更好地配置政策資源,實現政策運行和決策的科學化。

      第三方:驅動治理現代化

      --(之三)擺脫利益圍獵:第三方如何更具公信力

      當前,對第三方評估的需求越來越強,但相關第三方在獨立性、專業性、發育度等方面仍存在較大不足。要讓第三方發揮更大作用,更具公信力、權威性、專業水準的第三方亟待培育。

      保證獨立性,守住第三方公信力的靈魂

      第三方之所以被重視和信任,關鍵在于其更獨立中立、更客觀公正。但在一些地方,第三方的獨立性、中立性因各種原因難以保障。

      江西一家三甲醫院醫療糾紛處置負責人劉明向半月談記者透露,雖然早在2005年,司法鑒定機構就從公檢法系統剝離,成為獨立的第三方,但目前司法鑒定行業程序混亂,從明示索要到暗箱操作,存在不少人情鑒定、金錢鑒定和關系鑒定。“在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案例中,往往交織著鑒定機構和當事人之間說不清的關系。”

      一位患者在劉明所在的醫院五官科做了甲狀腺手術后,聲稱醫院治療不當,導致自己不能開口說話,索要賠償30萬元,并出示了某司法鑒定部門出具的鑒定報告。醫院以送快遞的名義打電話給這名患者并錄音取證,結果患者開口講話。后來醫院發現,參與鑒定的五官科專家竟是一名骨科醫生。

      獨立性是第三方公信力的靈魂,但在政府績效、工程項目等第三方評估方面,不時曝出第三方評估機構為不合格項目出具合格證書事件,讓第三方評估機制受到嚴重質疑。

      “第三方應當注重保持與評估對象的獨立。”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教授錢弘道說,但現實中一些地方會“花錢找第三方為自己背書”,評估經費由委托方出。一些第三方評估機構,為了保持長期的合作,難以做到真正的獨立。

      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劉志彪表示,按理說,第三方和委托方、被評估方沒有隸屬和利益關系,本該具有獨立性、公正性。然而在一些實際操作中,當第三方參與某個項目或決策時,評估機構與委托方構成“委托-代理”關系。這時,第三方通過合同與委托方捆綁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與委托方成為利益共同體。

      “有的評估費用是由財政資金支付,屬于政府購買服務。錢是從政府口袋里掏出來的,委托方對某些評估結論的不認可,有可能給評估過程和結論增加變數。”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副研究員張雪梅說,如果排除甲方支付評估經費的辦法,那么評估經費到底由誰來支付?這一點業界尚無定論。

      “我國應積極倡導建立評估公益資金,只有給予第三方評估組織穩定的獨立資金,才可能使其避免受到評估需求方和受益方價值取向的影響。”長期從事第三方研究的華東理工大學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社會學博士生潘旦建議。

      中國公益研究院助理院長程芬介紹,美國“慈善導航”成立基金會為評估機構籌款,為保持獨立性而不接受任何評估對象及其捐助者的捐款。香港公益金為了審計結果的權威性而向頂級審計公司征集“志愿服務”并得到積極響應,這種“免費審計”成為其公信力持續不衰的有力保障。這些案例說明,建立外部評估資金支持制度,是保障第三方評估長遠健康發展獨立性的有效途徑。

      第三方評估的獨立性包括評估主體的獨立性和評估程序的獨立性兩個方面。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博士后程燕林認為,第三方評估主體應具有精神獨立、機構和人員獨立以及獨立承擔法律責任等“三個獨立”的屬性。確保評估程序的獨立性,一是在評估過程中,為避免委托方及利益相關方的干擾,克服評估人員和專家的主觀性,需采取相應的制衡措施;二是建立相應的公開、競爭與監督機制。

      提升專業性,破除“任性”評估

      當前一些機構水平不高,人員素質低,技術設備缺乏,影響了第三方行業整體水平的提升。河南一家司法鑒定中心負責人坦言,不少從事鑒定行業的人員都是兼職而非專職,真正在鑒定機構坐班的專家并不多見,從業人員專業素質和責任心都不強,鑒定水平可想而知。

      “以法醫鑒定為例,多數法醫專業的司法鑒定人,面對臨床醫學的復雜性和特定性,沒有充分臨床經驗,其專業技術、鑒定設備也不能滿足臨床鑒定要求,導致醫療糾紛鑒定領域矛盾較為突出。”這位負責人說。

      江西一家具有國家級資質的司法鑒定機構工作人員告訴半月談記者,他曾遇到不少令人瞠目結舌的司法鑒定結果。一次交通事故造成傷者短肢3公分,但鑒定機構的結論為8公分,連肉眼都能分辨的錯誤也敢堂而皇之地寫入鑒定結論。

      一些評估稱得上“任性”評估。評估缺乏明確標準、科學方法,評估方法自行設計,換個指標就可能得出不同的結果。一些評估,質量良莠不齊,相關評估結論可能誤導政府決策。

      針對此,武漢大學發展研究院院長李光教授認為,設計專業的指標體系十分重要。指標體系設計應遵循科學規律、市場規律、創新規律等。“此外,指標體系設計不僅要考慮重要指標和一般指標的權重問題,還要考慮國際上的很多第三方評估指標是否合乎中國國情。”

      “現在,第三方的專業性和服務水平還沒有得到足夠重視。”重慶投資咨詢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楊樹維建議,應發揮行業自律和同行評價作用,制定相關的行業標準,同時建立獎勵標準和黑名單制度,讓優秀的第三方得到認可,水平差的淘汰。

      當前的第三方行業因相對小眾,還沒有形成信譽、口碑等有效考評機制。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楊小軍認為,強化第三方機構的專業性,必須使其格外重視社會信譽。

      提升第三方機構的專業性,是當務之急。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長徐雙敏建議,相關部門應盡快制定公布有關第三方評估的法規文件,特別是對第三方評估主體的資質、條件、評估范圍、評估結果的使用等進行約束。

      劉志彪呼吁,還應在第三方評估人才培養上發力。專業人員的資質條件應當有明確的評判標準,確保其職業操守和評估工作的專業化、科學化。

      監督第三方,治理市場亂象

      由于我國第三方起步較晚,市場發育不成熟,直接導致諸多亂象。一些人把第三方當作“搖錢樹”,以第三方之名從事商業化活動,嚴重影響了第三方的聲譽。

      “這幾年,我和同事經常會接到鑒定機構工作人員的電話,暗示要向他們表示一下,否則鑒定報告將對醫院很不利。”劉明無奈地說,“每次發生醫療糾紛,醫院就成了待宰羔羊。為了讓鑒定機構不胡亂劃分鑒定責任,影響醫院年終考核,只有送錢送物息事寧人。”也由于第三方市場不成熟,多頭鑒定、重復鑒定、屢鑒不定等行業頑疾長期存在。

      據知情人士透露,一些第三方機構把主要精力放在和委托單位接觸、勾兌上,一些司法鑒定機構給予委托單位的鑒定回扣甚至高達50%。

      何以如此?某司法鑒定管理部門負責人一語道破:“多年來,司法鑒定機構既要在社會上自己找飯吃,自負盈虧求生存,又要履行司法鑒定職能、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在國家扶持和保障機制不全的情況下,要實施行業監管、推進行業自律談何容易。”

      深諳環評市場現狀的中煤科工集團重慶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環境工程二院院長李吉春認為,應當思考一個問題:怎么讓第三方評估這個市場保持持久的生命力和競爭力?現在一些地方的第三方環評,惡性競爭,相互壓價,劣幣驅逐良幣,造成環評質量不高。“有時候一個300萬元的項目,在招標過程中到最后砍到200萬元。連成本都不到,能做好嗎?”

      第三方市場發育程度弱,還體現為第三方市場結構不合理。中智科學技術評價研究中心理事長、福建師范大學博士生導師李閩榕說,當前,民間的專業第三方發育不夠,同時也存在許多不完善之處。“在引入第三方評價時,很多人還是更愿意相信體制內機構。”

      李閩榕認為,完善第三方,須盡快建立對第三方市場的評價體系、監督機制,避免成為相關方的利益代言者。

      半月談記者在采訪中發現,當前國內少有對第三方市場進行再評估的機構,第三方機構缺乏監督。浙江省社會科學院調研中心主任楊建華認為,目前我們國家對第三方機構并沒有嚴格界定,因此很難管理。管理監督第三方的法律規范、行業建設、評估程序、流程標準等尚不成熟和完善。

      專家建議,應立足評估市場培育、評估機構甄選與監管機制建設等,建立專門的市場規章,保證第三方市場和機構的健康發展。

      培育第三方,政府亟待轉變觀念、強化制度

      當前,部分政府引入第三方評估還處于初級階段,特別是基層政府,引入第三方評估的意識還較弱。第三方介入地方政府、司法機關等的評估時,需要得到當地部門的支持和配合。其中,一把手是否重視、何種態度,直接影響到第三方參與評估的廣度和深度。

      “領導認識到位,會引入第三方評估,如果領導不重視,就不引入第三方。”張雪梅說,從政府引入第三方評估的整體發展狀況來看,目前還沒有形成相應制度。與此同時,第三方評估報告出來后要不要有評審,由誰來組織評審?這些也沒有形成長效機制。

      培育第三方,引入第三方,呼喚政府切實轉變行政觀念、施政思維。如在花錢問題上,一些地方政府還不習慣被社會監督,總覺得花錢為老百姓辦好事,“你還監督我干嘛?”

      針對此,張雪梅建議,把行政管理、社會治理成效的評估工作,納入第三方評估中,不能由政府“自說自話”。特別在公共政策、公共服務、財政預算使用情況等領域,更應借助第三方評估,促進政府改革、依法行政。

      對于引入第三方,促進政府轉型改革,李閩榕坦言,第三方參與社會治理、承接政府職能是大勢所趨。但在政府“放、管、服”改革中,對于評估、評審等權力,有的部門遲遲不放手,即便放手也是優先給體制內的與之相關的機構。

      對此,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陸劍認為,第三方評估本質上是一種外部評估,第三方評估要發揮應有的作用,關鍵在于改變政府管理方式,否則第三方評估很可能淪為“走過場”。

      潘旦認為,社會組織第三方評估機制建設的最大障礙在于缺乏制度保障,雖然目前第三方評估得到不少政府部門的認可和積極推動,但仍存在各種制度障礙,妨礙第三方機構介入。“這一困境的改變根本上取決于政府進一步放權。”

      潘旦建議,政府應當為第三方機構的發展提供更多平臺,出臺扶持政策來培育第三方,允許并創造條件推動第三方機構進入更多領域,助推政府治理現代化。

      謀一份職業要辦多少個證?--職業資格重復設置亂象調查

      擁有大貨車駕照,想要跑運輸還得再考道路運輸職業資格,這樣重復設置職業門檻引發不少貨車司機的吐槽。半月談記者采訪發現,盡管國家對職業資格設置進行了嚴格梳理管控,但重復交叉問題在部分領域仍然存在,其背后涉及3000多萬考證人員及至少數十億元的利益。

      考試內容重復,資格門檻設置意義存疑

      湖北荊門市民李強(化名)擁有準駕大貨車的B2駕照,近期準備和朋友合伙開大貨車跑運輸。到當地運管部門咨詢,他被要求必須先考取道路運輸從業資格證后才能從業。

      李強很納悶:“明明我有準駕大貨車的駕照,為何還得再考個道路運輸資格證才能開車運貨?”

      像李強一樣,廣西大貨車司機阿凱(化名)也對這項資格證存在困惑。他告訴半月談記者,除了理論考試稍有區別外,道路運輸從業資格實踐考試科目都是倒車、移庫,考試難度比駕照考試還低。“有這個必要嗎?純粹是亂設檻、亂收費!”

      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曾公開表示,貨運司機道路運輸從業資格證的申請條件和考試要求與駕駛證類似,存在重復許可、多次認定問題。司機獲得準駕貨運車輛的駕駛證已經能夠證明其駕駛能力,沒有必要再進行一次資質審批,建議取消道路運輸從業資格證,減少審批、降低收費。

      半月談記者采訪了解到,人社部2016年底公示的國家職業資格目錄清單中,“道路貨運汽車駕駛員”屬于準入類職業資格。

      今年2月份,人社部根據相關方面意見建議,對國家職業資格目錄清單內容進行調整后,包括道路貨運汽車駕駛員在內的道路運輸服務人員,從“準入類”調整為“水平評價類”。

      一位基層運管部門工作人員介紹,盡管人社部政策對道路貨運汽車駕駛員職業資格進行了調整,但交通系統并未接到相關通知,因此仍要按照現有規定執行。據了解,道路運輸從業資格由交通部門負責考試發證,設立依據是交通運輸部出臺的《道路運輸從業人員管理規定》。

      除了貨運職業資格,計算機操作職業資格設置更是重復到令人“眼花繚亂”。

      湖北大學本科畢業的王文(化名),已在學校考過計算機三級等級考試。他說,現在如果事業單位評定職稱要求計算機考試水平,還得再考專業技術人員計算機應用能力考試;想在深圳、天津等地“積分落戶”中靠計算機操作員獲取加分,還得再考一次計算機操作員職業資格考試。

      王文發現,這些考試內容多是操作系統安裝、文字排版、圖片處理等方面,與他在學校里參加的考試無異,甚至更簡單,不知這樣的門檻設置有何意義。

      條塊分割、利益驅動成主因

      半月談記者梳理發現,盡管經過多輪清理規范,但目前類似貨運、計算機這樣的職業資格重復設置現象仍然不少。不少受訪業內專家表示,職業資格重復設置,管理“政出多門”,出現從事一個行業需要多項職業資格的情況,背后有多方面原因。

      --部門條塊分割嚴重。比如,大貨車司機面臨的雙重職業資格許可中,駕駛證歸公安部門負責,道路運輸從業資格則歸交通部門負責。

      北京盈科(武漢)律師事務所律師張紹明說,大部分職業資格,尤其是本質為行政許可的準入類職業資格,設立初衷是為加強職業隊伍建設,但最終出現爭相設置、各管一攤、相互割據現象。

      --缺乏職業資格互認。現行不少重復的職業資格,最初是針對干部與工人身份不同,而在同一領域設置的不同職業資格考試。比如全國專業技術人員計算機應用能力考試,考試對象為需要評定職稱的干部身份群體,過去由人事部負責;而計算機操作員職業資格針對工人身份群體,由原勞動部負責。

      業內人士表示,職業資格重復設置的背后有歷史原因,但長期未能清理合并,折射出職業資格管理仍然存在計劃經濟思維。隨著人事制度、養老保險等政策改革推進,干部與工人身份區別已日趨淡化,而相關重復的職業資格合并、互認等工作卻未能跟上。

      --培訓考試利益驅動。設立職業資格,就意味著可通過考試等方式獲益。據業內專家根據去年全國3000多萬人參與職業資格考試保守測算,中央考試單位從中收取的考務費至少有數十億元,此外還有教輔、培訓等方面高額收益。

      在利益驅動下,職業資格許可一旦設立,就不容易取消。一些部門違規設立職業資格許可的情況也屢見不鮮。審計署公告顯示,工信部下屬信息中心未經批準,在2013年至2014年自行組織職業技能培訓和考試,并發放其自行印制的職業技能證書,共收取培訓費213.70萬元。

      職業資格亟待整合,動態管理勢在必行

      人社部發布數據顯示,2014年以來,國務院先后分七批取消了434項職業資格許可和認定事項,國務院部門設置的職業資格削減70%以上。2016年末,人社部還把國家職業資格目錄清單中151項國家職業資格向社會進行了公示。

      盡管國家對職業資格設置進行了嚴格梳理管控,但當前職業資格體系運行管理,仍需進一步采取措施與時代發展需求接軌。

      --整合交叉職業資格,推動考試結果互認。業內人士建議,對目錄中仍保留的職業資格進行系統梳理與清理,針對社會反映強烈的貨運司機道路運輸等職業資格進行充分論證,對設置重復、存在交叉的職業資格進行整合優化;

      針對一些因人事管理體系等因素造成的職業資格重復設置問題,短期內可采取統一考試內容,考試結果互認等方式,減少職業資格考試障礙。對于國家職業資格目錄中已經明確不再列為“準入類”的職業資格,必須加強督導,避免簡政放權遭遇“中梗阻”。

      --強化職業資格培訓考試收益監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楊小軍認為,職業資格許可背后存在巨大利益,應不定期對各項非營利性職業資格培訓、考試收費及開支進行審計,加強對各類亂收費現象的檢查與懲處。

      --完善職業資格目錄“動態調整”機制。應強化職業資格目錄管理,對于需新納入執業準入的工種,必須經過向社會征求意見、專業人士聽證等程序,才能設置準入類職業資格;對一些已脫離社會發展實際情況,群眾反映強烈的職業資格許可及時清理退出,充分發揮準入類職業資格在提高專業隊伍素質方面的積極作用。

      “污文化”盛行,誰在告別優雅

      隨著自帶草根屬性的網絡語言和文化逐漸深入日常生活,網絡“污文化”在網絡綜藝、網紅主播、自媒體的推動下,在品牌營銷的借勢下,似乎有種“叫板”主流文化的氣勢。

      “不要污,要純潔”“辣眼睛”“太污了”“污王”“老司機,帶帶我”……這些在網絡上風行的熱詞,指向的都是同一種事物--日漸盛行的網絡“污文化”。

      原以為會被“主流”“大眾”輕易討伐的“污文化”,卻未被“覆蓋”“碾壓”。或許,互聯網上的“大眾狂歡”心態更為“開放”,認為一些以前很少被接受的選擇和被視為禁忌的話題,通過網絡空間進入大眾視野,為越來越多人所知曉,并非壞事。或者認為互聯網時代可以讓小眾選擇不再“知音難覓”,保有自己獨特的愛好、品味,并尊重別人的取向、審美,稱得上“和而不同”。

      然而,網絡空間的“開放”“和而不同”再往前一步,便是放縱。為了吸引眼球、獲得流量,更加勁爆的文字、圖片、視頻被某些人的“污腦子”加工制造。這其中,“污詞匯”以文字形式粗鄙化、極致性的特征,挑戰著人們的平靜神經。比如,近年來流行的“X絲”“屁民”“low X”等詞語,以近似于粗口的字眼,進行情感的宣泄和極端觀點的表達。

      “污詞匯”搭建“污段子”,“污畫面”連綴成“污視頻”。新的“污文化”被創造出來后,再經一些網絡綜藝、網紅主播和自媒體的傳播,便呈燎原之勢。網絡綜藝、直播和自媒體尺度與傳統媒體環境的不同,更使得大量含有粗口片段的內容被源源不斷地生產出來。

      一些擁有數百萬粉絲的微信公眾號、播放量幾乎每集都過億的網絡綜藝、在線人數上百萬的直播,更將這些“污力十足”的語言以超高的能量級散布出去,充斥整個網絡空間,甚至逆向輸出到傳統媒體的輿論場中。

      由知名編輯記者轉型的自媒體網紅,曾以文字優美細膩有深度著稱,轉型后“一炮而紅”的傳世“名篇”卻是從標題到內容“三句不離粗口”;出身中央級電視媒體和省級衛視的某知名主持人,到了網絡綜藝上“尺度大開”,“粗口與段子齊飛”,以至于有些視頻片段甚至后期不得不進行消聲處理;高等學府的學子,拍直播拍視頻時自以為幽默地說著“內涵段子”,企圖“刷存在感”……從高雅之士轉身為“污人”,“濕鞋”竟如此之快?

      如果說網絡空間中的“污文化”離日常生活還隔著一道現實的大門,那么,品牌的借勢營銷則使得“污文化”直接進入生活中的諸多場景。“宴遇”餐廳、“叫了個雞”炸雞店等坐落于大城市知名商圈,從濕紙巾的設計到菜單上的菜名,無一不大費腦筋,故意引發消費者的“污”聯想。這些原本與“污文化”八竿子打不著的商家,為了獲得年輕群體的注意,主動“秀下限”,使得不登大雅之堂的“污文化”有機會攻占人們的日常空間。

      看起來,氣勢洶洶的“污文化”,游弋于低俗底線之上,沒有自動退潮的跡象。怎么辦?除了期待網絡空間的治理力度加大以及網絡娛樂節目審查尺度提高外,恐怕更應該通過倡導社會高雅來“治污”,尤其要根治網絡社會長期貼著低俗底線徘徊的痼疾。也只有網絡上、生活中“精神粗口”不再被奉為時髦,“污文化”才會變成明日黃花。

      “健康中國”倒逼食品安全監管提速

      如何守住“舌尖上的安全”,是關系到13億人切身利益和社會穩定的大事。半月談記者調研發現,根據建設“健康中國”相關要求,近年來我國食品安全監管能力持續提升,但這一領域新老問題交織,形勢仍然復雜嚴峻。

      食品安全形勢好轉

      聊起食品安全,哈爾濱市民劉昶認為這幾年形勢在不斷好轉:“現在從中央到地方都很重視這個問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凈化百姓餐桌,希望這個勢頭能保持下去。”

      國家食藥監總局數據顯示,2016年全國范圍內組織抽檢食品樣品25.7萬批次,合格率96.8%,與2015年持平,比2014年提高2.1個百分點。近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2017年食品安全重點工作安排》,再次強調用“最嚴謹的標準、最嚴格的監管、最嚴厲的處罰、最嚴肅的問責”,嚴把從農田到餐桌的每一道防線,不斷提高食品安全保障水平。

      安徽省在國內率先建立覆蓋食品生產、流通、消費全過程的風險分級管理制度,對企業按安全等級進行分類監管,增強精準性。在黑龍江省哈爾濱市,食品安全被全面納入社會誠信范圍和政府年度綜合目標考核,占權重不低于3%,并完善食品專家、法律專家和社會監督員隊伍,有效提高社會共治能力。

      在各種政策、措施密集出臺之下,百姓認可度也在提高。中國食品科學技術學會自2011年起,連續對食品安全熱點進行跟蹤和解析發現,我國食品安全的輿情熱點由2015年的81.5%,下降至2016年的56.7%,關注度下降24.8%,食品安全從風險交流進入信息交流的可防可控狀態。

      新老問題交織待解

      受訪企業家和業內人士認為,經過數年發展,我國食品安全治理工作成效明顯,但總體上看還面臨新老問題交織的風險。其中,老問題包括局部監管機制不暢、法律有待完善、基層力量薄弱和小攤販、小作坊、小餐飲“三小”監管存難,新問題主要集中在網絡食品安全等方面。

      半月談記者了解到,地方食品藥品監管機構建設“五花八門”,難以實現監管權集中行使。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說,一些市縣囿于機構編制等壓力,將工商、質監、食藥監、知識產權等部門合并,名義上食藥監規模在加強,實際上專業性被嚴重淡化和削弱。

      難以計數的“三小”業態,規模化、標準化程度低,也增加了監管難度。中國烹飪協會會長姜俊賢說,餐飲產業具有龐大的產能,但由于餐飲企業的集約化程度、組織化程度不高,企業小、散、亂特征顯著,食品安全存在較大風險。

      此外,近年來互聯網與餐飲企業結合的O2O模式迅速發展,確保由送餐公司到消費者手中的食品安全愈發引起關注。線上亮麗,線下臟差,部分送餐公司既非餐飲企業,也非正規物流企業,處于游離狀態,這種情況亟待加強監管。

      筑牢防線,沒有終點

      相關人士建議,加快從理順體制機制、形成合力入手,消除來自“舌尖上的威脅”。

      一是單獨設立食品藥品監管部門。在西方發達國家,市場監管和食品藥品監管兩類部門都是分別設置。系統梳理目前各監管部門職能,食品安全不應綜合到市場監管路子上去,應著眼于食品鏈條,即從農田到餐桌的全過程,關注所有可能對食品安全性產生影響的因素。

      二是強化社會參與共治。針對一線執法力量偏弱、“三小”監管難題,應發動社會力量,并鼓勵企業內部員工、知情人士對食品安全違法行為舉報,經核實予以重獎。同時發揮行業協會、商會自律作用,加快現有行業協會和商會“政會分開”,在提高公信力基礎上推動企業誠信建設。

      三是引入第三方建立共管機制。中國烹飪協會探索設立餐飲食品行業與營養示范工程,對通過示范工程認證的企業發放“放心餐廳”標志。如果企業出了問題,第三方認證需承擔連帶責任。目前烹飪協會已推廣1000多家企業,取得較好效果。

      四是推進食品藥品監管法治化。遲福林表示,我國在食品藥品監管方面出臺了相關法律法規,但在部分細分專業領域缺乏具體規范。建議加快完善法律體系,分品種形成更多細分領域的食品藥品專門法律法規,實現立法的精細化、科學化。

      網絡的未來你別猜

      在疾馳的高鐵上流暢地觀看網絡視頻,在繁忙的車流中指示無人駕駛汽車安全穿梭,在辦公室里通過手機實時掌握孩子上課學習情況……隨著未來網絡技術的發展,這些以往在科幻小說中出現的場景將逐步變為現實,深刻改變每個人的生活。與現行網絡相比,未來網絡具備大帶寬、大連接、高可靠、低時延等特征,是集連接、感知、計算和數據服務為一體的網絡,今天的5G技術、物聯網、車聯網等概念與之息息相關。

      全球網絡進入大變革時代

      “目前全球網絡正處在巨大變革之中,給業界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機遇。”中國工程院院士、江蘇省未來網絡創新研究院院長劉韻潔表示,互聯網經過40多年發展,已經成為人類社會最重要的基礎設施之一。然而,隨著時代的發展和新需求的不斷涌現,傳統互聯網技術面臨著日益嚴峻的挑戰,亟需升級轉型。

      劉韻潔表示,挑戰主要來自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隨著網絡規模持續擴大、內容爆炸性增長、用戶數量急劇增加,傳統互聯網在可擴展性、安全性、服務質量等方面面臨嚴重挑戰。另一方面,隨著互聯網逐漸由消費型應用向生產型應用轉變,新型需求不斷涌現,在時延、可靠性等方面對互聯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現在工業上要求端到端的時延小于1秒,未來要求可能更高,現有網絡很難滿足。”中國工程院院士鄔賀銓認為,隨著數字經濟的發展,網絡技術與實體經濟聯系更加緊密,網絡應用正加速向產業應用邁進,人類對萬物互聯、低時延、高可靠網絡的需求愈發迫切。

      近年來,世界多國政府都積極研究和布局未來網絡。試驗設施建設方面,有美國的GENI項目、歐盟的FIRE計劃等;體系架構方面,有美國的FIND計劃和FIA計劃,歐盟的Horizon2020計劃等。全球主流運營商也紛紛投入未來網絡研發,最新報告顯示,大多數一級電信運營商兩年內都將采用SDN和NFV等未來網絡新技術。

      未來網絡與你我生活息息相關

      在鄔賀銓看來,未來網絡是一場革命,對于一般消費者來講,可以簡單理解為,網絡帶寬更寬,單位流量資費更便宜,上網更安全、更便捷、更私人化。

      中國移動工作人員告訴半月談記者,5G網絡不僅比目前的4G網絡快10倍至100倍,而且能夠很好適應高鐵運行條件,提升旅客高鐵上網的速度與穩定性。中國移動已經突破了5G領域諸多關鍵技術,目前正在牽頭制定5G技術國際標準,2019年底前將完成5G標準第二版。

      日常生活中,因救護車、消防車等緊急車輛受困于交通擁堵造成的生命財產損失常令人扼腕嘆息。如何才能更好地保證緊急車輛行駛順暢呢?在大唐電信科技產業集團,記者看到一款車聯網產品,借助小小的天線與DTVL3000-OBU車載儀,普通的汽車成為具有感知能力的“網絡小站”,可提前感知周邊緊急車輛并為其讓道。

      “車聯網產品對網絡要求很高,需要大帶寬、低時延、高可靠的通信技術支撐。這樣車輛之間才能時時‘感知’,并緊急制動,減少道路安全事故的發生。”大唐電信科技產業集團車聯網產品線高級市場經理周勇介紹說。

      此外,借助未來網絡技術,當前城市存在的路邊亂停車等問題也將得到有效緩解。“我們去年年底在北京上地科技園投放了智能停車管理系統,不僅可以記錄路邊停車位的停車時間、提前通報停車位余量,而且還支持微信、APP自助繳費,節省了人工管理成本。”新華三集團網絡產品部高級產品經理馬小偉說。

      未來網絡的靈魂是網絡架構的變革

      “現在的互聯網得了‘動脈硬化癥’,已經嚴重堵塞,網絡架構必須重新審視、重新設計、重新定義。”工業和信息化部科技委常務副主任、中國電信集團公司科技委主任韋樂平認為,未來網絡的靈魂就在于網絡架構的變革。

      在韋樂平看來,現代網絡在架構方面存在網絡剛性強、設備專用、資源不能共享以及運營復雜四大問題。“目前的網絡,一旦建成,變動起來十分麻煩,而且業務不能融合,運行維護成本也居高不下。”

      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總工程師余曉暉認為,網絡過去以傳輸信息為主,現在則要統籌計算、存儲與感知。“未來網絡架構首先必須是開放的,這是技術創新的重要基礎。其次,要以云網融合為目標。”

      “未來網絡期突破,正是我輩奮發時。”中國通信學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衣雪青說,當今信息通信網絡領域面臨變革重構,我國應緊抓機遇,力爭領跑未來網絡。

      醫聯體全面試點,看病難有望緩解

      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關于推進醫療聯合體建設和發展的指導意見》,提出2017年全面啟動多種形式的醫聯體建設試點,三級公立醫院要全部參與并發揮引領作用。各醫聯體試點如何“聯”出高效,化解看病難題,助力健康中國?半月談記者近日在四川、福建、湖南等地進行了走訪。

      “造血式幫扶”全方位提升基層醫療水平

      在四川成都蒲江縣壽安鎮中心衛生院,53歲的村民陳東剛看完病。老陳患高血壓4年多,以前,從住家的壽安鎮到蒲江縣人民醫院近20公里,每個月開藥、抽血、隨訪至少得往返跑三次,“每次一來一回,再加上掛號、排隊,大半天時間就沒了”。

      去年3月,陳東從縣人民醫院得到一個好消息:在家附近的壽安鎮中心衛生院也能開藥、做檢查了。第一個季度結算時,拿到的賬單更讓陳東不敢相信--一個月下來連治療加檢查,報銷后自己僅支付了16元!

      “藥品、檢查都一樣,但兩個級別醫院的費用和報銷完全不一樣。鎮衛生院報銷可達92%,縣醫院報銷比例僅在80%左右。”陳東說,比起在縣醫院治療,他每年能減少醫療費用、車旅費、誤工費超過2000元。

      陳東感受到的看病便利背后,是“成都市第三人民醫院--蒲江醫療聯合體”推出的門診特殊慢病下沉服務。“我們通過醫聯體門診引導一些慢性病患者下沉,讓他們在村鎮一級就能享受到縣、市級醫院同質服務。”蒲江縣衛計局醫改辦主任黎力介紹說。

      據了解,從2015年起,成都就開始在全市進行緊密型醫聯體探索,實現醫療機構以強帶弱,提高了基層醫療水平。受益于此,目前成都縣域內就診率已超過90%,鄉鎮衛生院和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門急診達1800余萬人次。

      類似成都這樣的醫聯體建設如今正在全國遍地開花。自福州總醫院與福建省第三人民醫院組建醫聯體后,福州總醫院除了派專家團隊,還對福建省第三人民醫院進行“造血式幫扶”--通過定期講座、門診和查房帶教、疑難危重癥患者會診等方式,提升其醫療水平。

      “這對提升各級醫師的理論與實踐水平,加快科室人才梯隊建設,帶動學科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福建省第三人民醫院院長陳建洪說。

      湖南省人民醫院院長祝益民介紹,該院與各級基層醫療衛生單位建立了多種形式的合作關系,進行分層次、多方位、規范化幫扶,組建了覆蓋278家基層醫療機構的醫聯體。

      湖南省衛計委副主任龍開超表示,讓基層醫院具備準確判斷和處理疾病的能力,小病治得好,大病不耽誤,才能留住病人;讓大醫院進一步提升自己的診療流程,避免重復檢查,流程清晰明確,才能提升患者滿意度。大醫院與基層醫院間加快建立緊密的醫聯體,打通整個省市縣醫療資源,將成為實現分級診療的關鍵。

      打通“關節”形成健康管理“閉環”

      半月談記者了解到,多地正積極探索建立一套完整的醫聯體運行機制,打通內部各個“關節”,讓醫聯體有效運轉。

      “‘縱向性緊密型醫聯體’整合全市醫療資源,以大醫院為龍頭、縣級醫院為樞紐,覆蓋全部基層醫療機構,強化內部責任共擔與利益共享。”成都市醫改辦主任謝強說。

      一是建章立制,三醫聯動統籌推進。成都在探索之初就明確了醫聯體建設的定位,以各區(縣)政府為責任單位,通過與城市三級醫院簽訂合作協議,組建縱向緊密醫聯體,建立監測制度、通報制度、督查制度、約談制度、績效考核制度、責任追究制度6項制度,并在醫保支付、醫療服務價格、慢性病用藥目錄等方面協調推進,為醫聯體“護航”。

      二是通過“三通”實現利益共享,激發內生活力。以“人通”為基礎,確保醫聯體建設取得實效;以“醫通”為抓手,實現醫聯體同質化服務;以“財通”為載體,建立醫聯體責任共擔利益共享機制。

      “通過資源共享,實現病人、人才、技術和管理的共享。在國家推行分級診療的大背景下,這種合作模式可改變患者的整體流向,把常見病、多發病引導在基層解決,預留更多醫療資源給復雜手術、搶救、疑難雜癥等患者,推進患者的合理分流。”祝益民說。

      三是利用“互聯網+”提升基層能力。成都雙橋子街道居民劉遠輝最近看病都不用跑大醫院了,家附近的雙橋子社區衛生中心開設了華西醫院網絡門診,“以前去華西看病掛號要排半個多月,現在在家門口就能看了,很方便”。

      數據顯示,2016年,成都醫聯體內開展遠程會診、遠程心電、遠程影像等遠程診療項目50余個,基層遠程醫療服務能力有效提升。

      湖南省兒童醫院建立的湖南省兒科醫聯體突破了醫療機構原有的合作和發展模式,逐步從松散型組織過渡到緊密型醫聯體。醫聯體通過互聯網+醫療技術,實現統一技術標準、統一診斷路徑、統一治療規范、統一服務管理,以充分發揮優質兒科資源的引領和技術輻射作用,讓兒童在家門口醫院就可以體驗到大醫院同質化的醫療服務。

      加強內涵建設,完善激勵機制

      半月談記者調研了解到,目前醫聯體在推進過程中,還面臨一些難題。

      政策不統一,頂層設計尚待完善。成都市醫改辦主任謝強認為,醫聯體推進不只是衛生部門的事情,還需要醫保、財政等多個部門形成合力,從上至下促進“人通”“財通”“醫通”的實現。

      缺乏健全的激勵機制。采訪中,一些一線醫護人員反映,目前很多醫聯體建設主要依靠行政命令,醫聯體內績效分配、財政支撐等機制還沒有建立起來,醫聯體發展缺乏持續動力。

      醫聯體內涵建設不足。廈門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副院長李衛華說,目前各地搭建了不少醫聯體,除了硬件提升,更需要加強醫聯體的內涵建設,例如專家團隊下基層的形式、遠程會診系統使用率……這些都需要加快制定具體可操作的實施細則。

      福建省第三人民醫院副主任醫師邵巖峰建議,未來還需要繼續加強醫生、醫療資源的互動,建立“在哪首診就在哪會診”的新模式,變“患者來回跑”為“醫生來回跑”,真正造福廣大患者,提升醫聯體的“含金量”,讓醫聯體發揮更強大的作用,真正助力實現健康中國。

      “四位一體”:構建城市社區新格局

      推進改革發展穩定的大量任務在基層,推動黨和國家各項政策落地的責任主體在基層,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基礎性工作也在基層。基層治理現代化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基石與著力點。近年來,南通市崇川區積極探索以“四位一體”(服務為本、法治為綱、德治為魂、自治為基)的方式,構建城市社區建設的新體系。

      以為民服務彰顯善治

      社會善治的主要內容就是黨和政府要做好為人民服務的各項事務,而基層群眾則是社會善治水平最直接的感受者和評判者。社區是居民利益訴求最集中的地方,不斷提升黨和政府為人民服務的質量與水平,工作的重點就是做好社區的各項服務事項。崇川區構建的“四位一體”城市社區建設的格局,就是要把為社區居民提供的基本服務做實、專項服務做好。

      為此,崇川區在基本服務項目上,先后投入近10億元,加強基礎設施建設,108個社區建成了統一標準、統一標識、提供60余項公共服務功能的社區公共服務中心和422個鄰里服務處,社區服務硬件條件全面優化與規范化。

      同時,崇川區也在加強專項服務。每個社區根據實際情況,在若干個服務項目做出特色,如社團組織、志愿幫扶活動、家政服務、醫療服務等。

      以公共服務踐行法治

      依法治國要求政府依法行政,而向社區居民提供公共服務,是政府依法行政的責任與內容。崇川區的“四位一體”社區建設格局,正努力實現政府為居民提供規范性公共服務。

      做到窗口服務標準化。崇川區建設了規范化的社區服務廳,公示基本服務事項與標準,設置全科服務窗口,實行首問制和代辦服務。

      實現法律服務平臺化。在社區建立“一辦一委三室”,即社區綜治辦、人民調解委員會和警務室、律師工作室、信訪接待室,依法處理各類矛盾。

      落實基層執法綜合化。崇川區進行了執法體制改革,將執法人員、社區干部、鄰里理事長、街長、保潔員、志愿隊伍等力量整合起來,實現“綜合執法駐社區、管理服務零距離”。

      以志愿服務倡導德治

      以徳治國的重要方式是人民群眾自我教育。居民是社區治理的主人,以德治國在社區的主要實現方式是組織和動員開展各項志愿服務。崇川區構建的“四位一體”社區建設格局,充分發揮了志愿者隊伍在社區德治中的功能與作用。

      明確志愿服務骨干。崇川區制定了《崇川區公職人員參加社區志愿服務管理辦法》,明確區屬機關、企事業單位和社區工作人員為志愿者隊伍骨干。

      樹典型引領風尚。評選崇川好人和文明新風典型,擴大先進典型的影響力。

      嘉許志愿服務。崇川區出臺《崇川區志愿者星級評定及嘉許辦法》,對優秀志愿者、崇川好人、文明新風典型進行表彰和嘉許,志愿服務時間可兌換物品或服務,優秀志愿者可享受子女優先入托入學、外出療養、綠色通道就診等待遇。

      以民主評議促進自治

      社區是居民的自治組織,也是基層民主的主要園地。隨著民主意識的不斷增強,居民參與社區建設的積極性不斷提髙,為社區建設注入了新的動力與活力。崇川區構建的“四位一體”社區建設格局,通過民主評議活動,推動社區居民自治,提高社區民主水平。

      保證評議活動有載體。每個社區組建了由居民代表、業主委員會成員、社團組織和轄區單位負責人參加的群眾評議團,對社區民生事務、干部作風、典型選評等進行評議。

      保障評議活動有規章。制訂了社區群眾評議工作實施辦法,使評議活動有章可循、有規可守。

      確保評議結果有作用。把群眾評議結果與社區干部、執法人員、責任醫生、社區律師等人員工作考核掛鉤,作為項目實施、績效考核、評先評優、職務晉升的重要依據。

      在“四位一體”的社區建設中,崇川區將黨組織建設與社區建設同步,把黨組織建在“鄰里”,形成“社區黨組織-鄰里黨支部-樓幢黨小組-黨員中心戶”的組織架構。基層黨組織建設與社區建設的有機融合,找準了服務型黨組織建設的切入口;基層黨組織工作與社區服務平臺的有機融合,提升了基層黨組織為人民服務的效能;基層黨組織架構與基層自治方式的有機融合,探索了黨引領基層民主和法治建設的新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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